“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军事科学院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总结出如下特点：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悬殊、极不对称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方是正义的一方，且以弱胜强取得最终胜利。70年过去了，我们仍能从中获取宝贵启示。

全民族应战的大无畏精神弥足珍贵    

    当今的世界，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前进路上仍然充满风险考验，甚至还有惊涛骇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抗美援朝那种全民族应战的大无畏精神状态，无疑显示出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这种全民族应战的大无畏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承受压力，应对挑战；藐视困难，勇往直前；团结一心，敢于胜利。总之，就是有那么一股不怕压、不信邪的劲儿。这是抗美援朝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遗产。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无论国力还是军力，都无法同美国相比。双方实力悬殊程度不是以几倍来计算的，主要工业产品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中国是61万吨，美国是中国的近144倍；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28倍。美国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军事装备，中国不要说飞机、坦克，就连汽车也制造不了。武器装备敌我优劣更加明显，美军是世界上所有军队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当时美军地面部队已实现全面机械化摩托化。仅以可比的火炮一项来看，我军装备也大大弱于敌方。美军一个师除装备坦克外，有各种火炮959门，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330门，志愿军一个军才有各种火炮522门，其中70毫米以上火炮190门。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中国是一个刚刚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峙，西方世界反共色彩甚浓，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国家不在少数。在国际场合，几乎没有中国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利益面临挑战的时候能不能应对，敢不敢出手，确实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70年前的中国，面对这样的历史考卷，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说“不”，交出了令人骄傲和满意的答案。毛泽东在1953年9月总结抗美援朝胜利时说的一句话是对这个答案最好的诠释：“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前方，志愿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生理极限，与敌人殊死搏斗，浴血奋战。与此同时，后方，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加强统一领导。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如当时的浙江省共有2000万人口，要求报名参军的农民就有100多万。各行各业节衣缩食，把踊跃捐献飞机列入爱国公约之内。把“多打一粒粮食”“多生产一支棉纱”“多造一个零件”与支援抗美援朝挂钩，使境外战争和国内建设两个轮子同时运转。

    和平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能靠任何人的恩赐。面对侵略者的威胁和挑衅，退缩、忍让只能助长其嚣张气焰，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抗美援朝告诉我们，用胜利昭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才能挫败侵略者，赢得真正的和平。

从大战略高度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

    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它难在一是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决一雌雄，需要何等的胆略与气魄；二是一旦和美国交手，战火引到中国境内怎么办？三是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去说服中央决策层中意见不一致的其他成员。其实这三条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即对于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安全战略。

    当时，一些人对出兵朝鲜顾虑最多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所面临的困难，战争打起来后，国内各项工作已经敲定的盘子该怎样调整等问题，决策出兵最大的顾虑、决心最难下的也在于此。这当然也是一种安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不同之处在于，从什么样的高度研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毛泽东一开始就没有仅从中国一国的角度看问题，他的判断是：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的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侵略者将更为猖獗，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于整个东方是不利的，对各方都是不利的。这就是世界大势的眼光。有人可能会说，那不过是中国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罢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假，但又不仅仅是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透过眼前的云雾，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想着国内的局势，更关注国际的格局。他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他做出的判断是：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杨尚昆后来对此做过这样一段评价：“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

    当然，大安全战略并不只是一两句话，它有一系列次一级和更次一级的具体战略策略借以支撑。比如，参战以后，如何避免美国公开同中国宣战？毛泽东主张六个字：“要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有效地大量地歼灭美国军队，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解决朝鲜问题。为此，一定避免两军形成僵局，那样的话，不但朝鲜战局不稳，美国很可能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则中国业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还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对我们不满。而要大量歼灭美军，中国就要以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两倍于敌人的炮火先机消灭敌有生力量。又比如，志愿军参战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只做不说”，以掌握工作上的主动权。即使有外国通讯社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内也不报道。还比如，战争进入到双方边打边谈，互有攻守的阶段，毛泽东提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随时奉陪的大家气度。

    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危机处理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一种冲突反应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第一，中国对事件的把握有一个底线，把底线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不得越线，如果越线，是不行的。正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第二，中国说话算话，既不虚张声势，也不食言，更不信邪，不怕压，不管困难有多大，说到做到。这就是新中国走向世界时留给人们的鲜明印象。

从全方位考量现代化局部战争   

    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判断的根据是志愿军从鸭绿江边把美军及“联合国军”一直赶到三七线，最后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恢复了朝鲜全部领土，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东北边境不再有安全威胁。从志愿军出兵参战到停战协定签字，十足地说明了“以战止战”的道理。

    “以战止战”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控制战争规模，避免战争扩大化，把战争局限在半岛内，使朝鲜战争始终是一场局部战争。要做到这一点，靠消极防御是得不来的，而是靠在战争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在战场上丧失主动权，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与混乱，才有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化，缩短战争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启示我们，打局部战争必须以决绝的态度在战场上制胜，这是避免战争扩大化和长期性的唯一因素。因为，只有获胜才能驾驭战争，才能掌握战场主动权，控制形势，想打多大打多大，想打多久打多久。

    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局部战争，又是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战场在朝鲜，但参战国数量之多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以美国为主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战。战场的局部性和参战国的国际性，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世界战争史上其他战争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规定了这场战争的错综复杂性，不仅有军事较量，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较量，呈全方位较量的态势。

    经济上就是看战争双方谁能撑到最后。为此，制定一个准确可行的财经方针是支持战争的关键。中共中央研判战争发生在朝鲜，是“邻境战争”，以此为基点，确定了经济工作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经济建设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国防第一”，而不是“战争第一”，表明国家没有转入战时体制，国家的基本面没有打乱。国家财力、物力首先保证战争的胜利，但经济工作也被放在适当的位置和给以适当的处置。二者都要用，只不过抗美援朝早用、多用、先用、急用，经济建设迟用、少用、后用、缓用。是有主有次，不是有所偏颇，更不是顾此失彼。抗美援朝战争没有拖垮中国，相反经济建设还有适度发展。原定的社会变革如期完成，“一五”计划不仅在编制，而且在实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邻境战争”也有利于依靠国家政权调动全国力量保证战争的胜利和以国家名义争取外援。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处置得当，对于把控局部战争，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中国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坚持战争的正义性，始终以孤立和打击美国这个主要敌人为目标。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对中国主权直接侵犯，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被迫出兵师出有名。美国出兵朝鲜，中国明确告知美国不得越过三八线，这是中国的底线。美国对此置之不理，越过中国的底线，中国人说话算话，美国必须承担中国出兵的后果，中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就源于此。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也是算政治账，即我们怎么做不能由美国说了算，不是你说不能过就不能过的事，同时又是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还击。至于停战谈判中的唇枪舌战和舆论宣传上的交锋，都是局部战争外延上的较量。谈判桌上，有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敢于针锋相对；有的时候把握大势，保持战略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谈判桌外，巩固和发展与新中国建交国家的关系，并积极争取未同中国建交以及未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集中打击和孤立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新中国学会了怎样打赢一场现代化的局部战争，还学会了怎样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形象。

    （作者：刘国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