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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陈平原:建立学术自信是我们该有的精神气度

    作者:陈平原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 13版)

        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北大的博士课程刚刚建立,第一届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个博士。所以王瑶先生没正式开课,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谈学问也谈人生,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王先生还告诉我,应该去系里几个老先生那里走走,请教问题。我见得比较多的是吴组缃、林庚、季镇淮,还有朱德熙。每个老师的性格不一样,像吴组缃先生特别喜欢说话,能讲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季镇淮先生比较木讷,不爱讲话,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若大家都没有话,就在那里坐着对看。季先生是夏晓虹的导师,我们比较熟悉,经常去。可以用“从游”这个词来形容我求学时的情形。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也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老师朝夕相处,一起读书、生活,观察老师如何做学问,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贴、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这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风气很活跃,学生们有各自的主张,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追求。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以后,北大研究生部举办了一个研究生座谈会,中文的、历史的、数学的、物理的学生都来,那样跨院系、跨学科的对话很精彩。

        在当今中国大学努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北大中文系因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而显得比较特别。以前我们的老先生会很自信,北大中文系就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现在有的人越来越崇拜海外汉学,容易“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我们不能跟哈佛、耶鲁比中文研究,北大中文系教师过百,哈佛、耶鲁一个东亚系才几个教授。如果一定要比,就应该跟本国语言文学系比,要跟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巴黎索邦大学的法国语言文学研究、东京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耶鲁大学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研究比,这才能够看得出我们的差异。可这样比的话,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语言。而且还有“溢出效应”——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承担了语言文学教育之外的、对于这个国家精神文明建构的责任,无法量化。比如说北大中文系当年的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业绩,这怎么计算?谈院系水平,不能只是衡量专业成绩,如出版专著或取得专利。所以我说,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没办法量化,也不应该量化。如果一定要把北大中文系改造成哈佛东亚系,那是失败的,对不起国家的信任与民众的期待。当然,具体到专业领域,我们努力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向他们学习,包括把学生送到哈佛等名校去听课,为学生们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出交流机会,这些都需要。但有个前提,即建立学术自信,这是北大中文系应该有的精神气度。

        (陈平原,1954年生,2008年—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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