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看得见的光

    【大家】

    7月18日，“九叶诗人最后一叶”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荷清苑家中度过了百岁寿辰。

    郑敏是诗人，也是学人。她青年成名，诗作引燃了后来几代诗人的灵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诗论开20世纪80年代风气之先，将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引入对汉语文字、新诗创作、文学史观和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在文艺理论领域引发深远回响。她的百岁如同一本厚实的书，记载着她独特的天赋才能、她不懈的创作实践和求知努力，也刻写着与我们民族命运相呼应的沧桑，有坎坷，也有坚毅不屈的进取。

    郑先生曾写下诗句：

    不能忘记它

    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

    山峦的长长的肢体

    舒展地卧下

    穿过穿不透的铁甲

    它回到我的意识里

    在那儿放出

    只有我看得见的光。（《心象组诗》之一）

    那束引领她前行不倦的光，让我们翻开诗人的岁月书卷去寻访。

一

    郑敏的求学之路十分特别。她19岁通过西南联大入学考试，被外文系录取。报到注册那天，她念及自己的哲学爱好，想到自修哲学比外国文学难，便果断转入哲学系，改修西方古典哲学。

    大学三年级，在德文教授冯至的指点和鼓励下，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947年，她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收录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题为《诗集1942―1947》。此时，郑敏不过27岁，俨然中国新诗界的一颗新星。

    郑敏的诗作从一开始便风格鲜明，被称为“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诗人唐湜如此评述道：“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

    情与理紧密交织并力求理智的超然和超越，这种美学追求脱胎于青年郑敏的个性，离不开她的哲学底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派新诗当时共同推崇的一种创作倾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登陆中国。一批年轻诗人受其吸引，用心揣摩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将其应用于汉语新诗的艺术探索。他们的创作试验各取一径，白话诗的结构、修辞、表达手法在他们手上呈现出多种样式的新发展。百花齐放的园地里，青年郑敏的诗作乃是其中一枝生机勃勃、散发幽香的苍兰。

    繁荣于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有别于此前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取向的白话诗。它从中西诗歌艺术对话中提取灵感，尝试超越单纯的“我手写我口”或“我手写我心”，是中国现代汉语与当时的社会情景、人文思考以及诗歌特性的融汇和创造。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他们的诗是“新的综合”的艺术，它“包含、解释和反映了人生现实性”，同时“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的实质”。

    然而，具有时代先锋性的艺术实践注定属于小众。在现代派笔下，“诗作为艺术的本质”常常体现为诗句艰深晦涩，诗意迂回、跳跃而多层，诗人们的严肃和深沉给读者设置了智性门槛，不易亲近。这种疏离大众趣味的艺术立场显然不能直接服务于抗日战火和民族救亡。因此，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中，现代派新诗受到抨击，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中国成立后，它们被阶级分析所主导的文学评价所否定和抛弃。

二

    直到30多年过去，新时期开启诗艺探索的新征程，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才重新被挖掘出来，回到读者的视野。1981年，《九叶集》出版，郑敏已经61岁了。

    对于九叶诗遭遇的挫折，郑敏在90年代接受访谈时表达了深刻洞见。她认为，抛却中国历史的特殊进程带来的具体文艺观斗争和恩怨纠葛，九叶诗派的历史沉浮归根结底体现了二元思维模式对我国文艺评价体系和文艺心态的束缚。例如：革命/艺术二元评价标准。40年代的“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原本题材互补、诗风相异，并不构成相互排斥和对抗的关系，然而，革命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偏偏在两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没有意义的矛盾”。七月诗歌的语言和主题贴近底层，富于昂扬的战斗精神，因而被新中国文学史教材树立为模范，九叶诗讲艺术，“不革命”，批评界就无法正视它在新诗发展史的位置和价值。再如：区分二元文化身份、贬此褒彼的时代思潮。九叶诗人普遍接受过高等人文教育，通晓外国语言文学，善于表达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沉思，被喻为中国现代的哈姆雷特；七月诗派拥抱“人民本位主义”，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和扑向光明的行动性，被称为武装起来勇于搏击的堂吉诃德。就精神价值而言，堂吉诃德的单纯与哈姆雷特的复杂本是对立互补，堂吉诃德质朴的民间生活逻辑和乐观主义情怀与哈姆雷特穷究事理的忧思各有其用。可是，如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简单对立起来，哈姆雷特的危机意识和辗转思考也就被扫荡出局，无人倾听也无足轻重了。

    “大跃进”时期，郑敏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四清”运动，她再到山西农村插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接着文革，历史清查和开会批斗从天而降，她不得不将所有诗集付之一炬，不再谈诗，直到浩劫结束。也就是说，即使不算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创伤，从30多岁到50多岁，至少20年韶华在风云变幻中流逝。诗歌没有生命，不会为世道无常而痛苦，那么诗人呢，是否恼恨时光虚掷，为远离诗歌而遗憾？

    郑先生的冷静和超然在诗歌内外始终保持一致。她说，这20年对于她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人生经验。倘若不是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会知道中国有那么贫困的地方，不会了解如此贫穷的人们离文化知识多么遥远、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相比，她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这段农村经历，让她从此忘不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卫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因此，即使是在那个年代，她也总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视世相、积累思辨而不坠于悲观绝望。

    “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这是郑先生一片赤诚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肤的体验才能让她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她的无悔是真实的。

    正因为关切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甚于一己境遇，郑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浇灌希望，能够从哲学层面——二元认知论——来理解九叶诗派的历史命运。也正因为痴迷于新的思考和求索，郑敏先生无暇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伤痕文学群体哀哭过往，相反，她犹如青春重返，飞奔向前，热情拥抱新生活，投入新创作。

    1979年，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开设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课程，同年发表《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式开启。

三

    郑敏先生十分喜欢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因为这句话恰当描述了她的心灵旅程。她一生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自由徜徉，得到了双向滋养。

    郑敏在西南联大主修西方哲学，而她1948年前往美国常青藤盟校布朗大学继续学业时，又将研究转回西方文学领域，以论文《约翰·多恩的爱情诗》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1985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邀请郑敏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用英文讲授中国现代诗歌。这是郑敏自1955年留学归国后头回访美。

    30年，旧日的学生已成长为教授，曾经的青年已两鬓染霜，可她对世界的好奇并未衰减半分。讲学之余，她抓紧一切时间收集浏览60年代以后的英美诗歌，勤奋研读正值黄金收获期的当代欧美文学理论。

    有没有一种学理可以说清楚二元思维模式的起因，解除它带来的禁锢，把我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认识、对于文化兴衰的思考引向更深处？——这是郑敏先生从半生坎坷中萌发的困惑，也是她回到诗坛和大学讲坛后一直尝试求解的学术问题。或许是偶然，也可以说是有心追问的必然结果，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著适时出现，照亮了她的思考，解开了她长久的迷惑。那一刻仿佛她在诗里所写：

    一只手

    点燃一盏灯

    黑暗缩向角落……（《灯》）

四

    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书写是口语的符号。”西方人自古相信，人类用声音命名世间万物，然后发明书写符号把声音记录下来，因此，声音比书写离真实更近。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信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又给予了补充和巩固。依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上帝一言创世，神言是宇宙的绝对开端。既然神言是神圣真理的载体，那么，书写模仿声音，离真理远一层，自然低一等。

    到了20世纪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发现，语音和语义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并不是什么共同本质或真理属性使两者一一对应、相互绑定；真相仅仅是任一语音都与别不同，任一语义也与别不同，两者任意搭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其功能由符号内部以及符号之间的差异结构所决定，它并非神创，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

    60年代，德里达却指出，完整封闭的符号结构并不成立，语言也并不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符号系统，因为语音和语义之间所谓确定的一对一关系只存在于假想之中，语音一旦发出，就会不断自我分解，衍生差异，将意义向后推延。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差异是静态不变的，所以意义如同实体，确定无疑；德里达则提出，差异在时间中生生不息，在空间里不断扩散，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变化不息、永不钉死，语言才成其为语言。

    德里达认为，语言之源恰恰在于形成差异的力量、产生差异的活动和差异本身，语言的本质恰恰是意义不确定也不稳定，也就是一直被西方人轻视的“书写”。口语和书写的等级关系，在德里达看来，代表着西方哲学范畴的普遍特点——一元为中心，居于主导地位，另一元在逻辑上和价值上处于低级地位，受前者支配和压抑；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元权威中心、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筑在此地基上。而解构主义立场则与形而上学相对：时空、万物永远处于“书写”也就是无形的、不可见却无时无处不在的差异衍生运动中，一切中心蕴含着擦抹中心的力量。

    解构主义虽然是20世纪的新事物，其观念原型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只不过西方哲学对“存在”的信念和兴趣压倒一切，终使形而上学成为西方哲学主导体系。

    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的革命性解读，催生了解构主义学说。解构思想随后扩散渗透至西方各人文学科，再启发和衍生出多种改变世界的新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但在80年代，形而上学权威尚存，解构主义破旧布新之力虽然初显，仍然是一种新鲜前卫的思想，即使在欧美，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文学者不能予以正视。论年齿，郑敏先生比德里达还年长10岁。她年轻时所取法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高扬“客观性”“智性”“非个人化”旗帜，何尝不是崇拜超验一元价值的形而上学论调？然而，年过65岁的她以惊人的敏锐领会了解构思想的学术意义和潜在价值，毫无困难地完成了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更新。从80年代后期开始，她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将解构理论引入对当下中国新诗写作、文学批评、文化传统等现实问题的讨论，成为解构主义中国之旅的开拓者。

五

    文学生涯里，郑敏先生体会最深的，恐怕就是拘泥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模式对新诗创作和批评的禁锢与伤害。改革开放前，把革命和艺术看作二元对立价值的文艺批评模式是一个例证，它导致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简化、扭曲解读，最终被打入冷宫，也导致创作领域假大空盛行。改革开放以后，文坛兴起的反崇高潮流也是一个例证。虽然后者源起于反思历史、矫正僵化虚假文风的愿望，但它试图将崇高/卑微、高雅/低俗二元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实际上不过是逆反心态的呈现。此外，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化写作、学院派/民间派纷争迭起，新诗各流派的“创新”宣言无不力求与某个想象的“落后”标靶划清界限，以示先锋，在郑敏先生看来，这里的写作心态仍然失之盲目，对文学创造力有害而无益。为此，她发表了《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时代与诗歌创作》等一系列文章，表明她对文坛现状的关切，进而阐述她的解构主义创作主张：主观/客观、个人/群体、宏大题材/个人独白、灵/肉、雅/俗并不是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相互转化；切断二者的联系和对话，择其一而敌视另一端，必使诗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使诗歌丧失品质。

    许多历史上遭遇过不公和冤屈的文学知识分子，在平反后很容易投奔文学意识形态的另一极——既然极左是错误的，那么越往右自然越正确；既然抹杀个人感性世界是错误的，那么，私人经验乃至感官感受自然高于一切，代表文学的天命。郑敏先生却始终保持冷静，不为逆向的情绪所动，坚持强调“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她在文章中指出，过去，整齐划一的宏大主题要求和创作形式规范抹杀个性、压制想象，固然对文学创作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是，反过来，倘若以小小的个人天地为唯一创作核心，作品也不可避免会流于平庸和狭窄，因为“两种相反的错误相互轮替并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至理”。

    改变二元对抗思维，当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亟待解决的任务。郑敏先生铭记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再三撰文呼吁教育界和文化界突破新文化/旧文化、先进/落后等二元刻板认知，把中国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设引向健康道路。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郑敏先生迅速觉察到伴随着欧美强势地位的“全球一体化”对于地球多元生态的侵蚀和压制。在她周边，她发现：

    在几代中青年国民和文化精英中间，“传统”二字已意味着保守落后，传统文化在集体潜意识中等同于现代化的对立面。一种隐在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随着现代化的追求在中青年中悄悄地蔓延着。（《全球化与文化传统的复兴》）

    在郑先生看来，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和西方中心主义，是我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只停留在五四时期”、许多要紧的认识尚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历史阶段的表现。（《教育与跨学科思维》）我们没能从20世纪初激进的自我批判和自省中走出来，进一步深化自我认识，故而陷入“新殖民主义”，故而轻易被西方设置的“现代文明/落后民族”等二元对立观念所俘虏，成为驯服的信徒：

    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如老殖民主义那样以占领土地为目标，而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以商业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伦理价值观，使他们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智慧，沦为强权国的文化殖民地……而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地解放落后民族，赐给他们现代文明的口号下进行的。（《历史时刻：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与教育改革》）

    郑先生认为，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相信“文化传统与先锋并非二元对抗”，才能确保我们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独立选择。（《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同时，我们必须挖掘自己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智慧，向中国文化传统取经，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阐释，才能抵抗“文化审美与追求受到消费市场的宣传操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物质丰富与精神境界间的平衡》）

六

    假如今天有人回顾“解构主义在中国”的旅行和本土化发展，郑敏应该是关键的一个点，谁也绕不过去。然而，实际上，她恐怕又是最容易被学术史专家遗忘的人物。

    她一生不合潮流，不通时务。青年时代，她对“先锋艺术”着迷，与时代的革命主旋律擦肩而过。暮年，赶上全球化浪潮，当文坛和学界以追随西方时尚为荣的时候，她又率先“泼冷水”，借西方之矛——解构主义——反西方中心主义。她不惮其烦，撰文倡导从古典汉语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吸取现代性营养，阐述其对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建构民族文化身份、重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以致被外国文学批评界同行讥为“新保守主义者”。

    当然，这个外号郑敏先生置之一笑，并不在乎。从70年代末回到工作岗位起，她专心教学、研究和写作，一直与学科权力、学术名利保持礼貌的距离。80年代，她被授予“九叶诗人”桂冠，名气暴涨。紧接着，她的解构研究和文化批评文章引发巨大反响，在文艺理论界声名鹊起。但她始终习惯独来独往，既不参与课题经费的角逐，也不谋求学术组织或学术圈的认可。对此，人们常常说她清高傲世。其实，她仅仅是觉得时间宝贵，不容务虚和浪费。

    不浪费时间空谈，既是郑敏先生不明言的学术准则，也是她的教学准则。1986年，她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指导博士研究生。从那时至今，她与学生一直保持着最纯粹的学术交流关系。

    她仿佛理性的化身。指导论文的时候，她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她的连环反问杀伤力强大，常常将准备不足的学生逼入绝境而迫使他不得不加倍用功。上课，课下交流，她几乎不谈自己的私事，也不怎么过问弟子们的私生活。她从不沉溺于个人过往的得失而感怀念旧，好像没有念念不忘的得意功绩，也没有耿耿于怀的哀愁怨恨。她的兴趣和话匣子总是面对当下的公共领域，话题可以是任意一条阅读感受、学术随想、时事新闻、国际事件，也可以是由此延伸开的宏观论题——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民族素质、国家道路。讨论的时候，她总是开朗、愉快的，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充满好奇和期待地探究年轻人的想法、与学生平等地辩论。

    她永远平和、开放，身上没有老人的暮气专断，没有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我什么都懂，没有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曾经的世界多么完美可惜你们没赶上，没有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老了没关系你们未来怎么办……她总是对每个新日子每个新现象感觉新鲜，渴望求索新知。对于她的学生们，这些正是她最具感召力和魅力之处，也是她影响最大而让人浑然不觉的东西。

    郑敏先生指导博士生17年。在她的垂范下，师生同窗之间没有基于利益的往来，没有相互关照、一体共荣的私交。除了偶尔相约交流一下学术兴趣，多数时间，大家彼此相忘于江湖。相聚也好，相忘也罢，郑先生均视为自然。郑先生再三明确表示，她不欢迎学生无事登门请安。她总是说：“逢年过节，来往应酬，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最没意思了；你要来，就带着问题来，我们一起讨论。”正因为如此，数十载师生情渗透入灵魂深处，各人却依然是彼此尊敬的个体，没有形成所谓“师门”。

    从世俗的眼光看，郑敏先生这些做派似乎过于严肃，有点不近人情。可是，只要靠近她的心灵，你就能感受她的温柔和情趣，被她吸引。她的客厅墙上，挂着淡雅的水彩画和素描。她的家具老旧朴素而整洁，橱柜和台面上总有朋友送来或自己种植的鲜花静静盛放。客人到来，茶几上永远提前备好了香茗、杯碟和各色小点心，学生来上课也是如此，因此，无论访客进门前多么忐忑，坐下的一刻便放松了。

    不管是电话里还是面对面，她声音柔和、甜美，字字清晰，语句永远自然流畅、从容不迫，有时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笑声带着一贯的自信和果断。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仿佛智慧和意志渗透于每个语词，让人自然而然感受到分量。

    她热爱古典音乐，留学美国期间曾经跟随老师学习三年声乐。不过，她从来不显摆这段历史，不在这个话题上高谈阔论。音乐起时，她合上眼帘静静聆听。过后，或许和同伴简短地交谈一两句，你可以从她脸上看出悠远的深思和心魂的沉浸。

    郑敏先生在《贝多芬的寻找》一诗中写道：

    用什么能拥抱亿万人们？/伸出多瑙河的手臂/点燃北斗的眼睛/用像海蚌一样开合的坚硬的嘴唇/申诉他对人们的爱，对黑暗的恨……

    郑先生和贝多芬一样，爱智慧，爱真理，爱人。她把爱写在诗歌中，论文中，正如贝多芬把他的爱写在交响曲中，耳聋也阻挡不住。这就是我们在百岁诗人郑敏的人生日历中找到的光。

    （作者：萧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