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胜利 英雄赞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他们去朝鲜了!”
1952年,正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朱军慌了,赶紧打报告,“我要回部队去。”
到一线去!无论是战士还是记者,这是她的信仰。
体工队挽留。朱军说:“首先,我的职业是记者。其次,我的爱人上前线了,我能在后方吗?”当时,她的关系还在46军的尖兵报。于是,她背着小背包,直接乘火车到了鸭绿江边,找到了军后勤部。
一张在朝鲜战场上的照片记录下朱军飒爽的影像:穿着厚厚的军装,戴着厚厚的军帽,腰间别着手枪。
如今的她,早已从工作了34年的光明日报社离休,虽已九十高龄,但记忆清晰。
从1952年9月到1955年的5月,她在朝鲜战场待了4个年头,过了3个冬天——
“那冬天真难过,真如人家说的冻得脊梁骨要结冰。那时,我穿着大号军装,里面塞了件部队的绒衣还冷得很。厕所都在野外,战场上的女兵,生活有诸多不便和艰难。战场上没有前方后方,白天黑夜敌机随时侵犯轰炸。我认识的战友就有在行驶的汽车上、火车上以及行进中遭到轰炸牺牲的。”朱军说。
她一个人住在一个能容纳一个班的大坑道里,对面山坡上是男同志和办公的坑道,下山上山要走十几分钟。朱军回忆那时的战地生活,“手枪子弹上膛,放在枕头旁边。坑道门口,我在里面堆上好多装过子弹的空木箱子。我们经常吃罐头,罐头盒子留着,放在木箱上,一推门,罐头盒子掉下来不就醒了吗?就想办法保护自己。”
有一次轰炸,把坑道口给震塌了,只有上边有个天窗一样的口子,还有点儿亮。那时,她正赶写一篇广播稿。“心想,反正他们会来救我的,就趁着那点儿光亮,坐在子弹箱子上面继续写。我刚写完,自己还看了一遍。”
外面来人了,使劲儿喊。朱军说:“我在里面,没死呢!”
“假如那个坑道口被封住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后就赶快跑来帮我把坑道口挖开。我就是胆子大。”朱军解释。
朱军也曾遇到过在汽车上被追着炸。“后边的汽车翻了,我们的汽车跑出了轰炸区,幸免于难。”
她的爱人王嘉林,1952年入朝,是军保卫干部,后调到志愿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直到1958年志愿军最后一批撤军回国。
“他多次遇险,真是战争的幸存者。”朱军讲道,“1953年,他带着100多人乘火车,遭遇敌机轰炸,伤亡惨重。他凭借一个老兵的战斗经验判断敌机俯冲、扔弹……迅速带领大家跳车、奔跑、卧倒……通信设备被炸毁,与军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月。他们步行绕道过江回到祖国,前方才知道他们还活着。”
听着她的讲述,你会理解,这位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多个部门负责人的她,为什么会始终像战士一样冲锋在新闻一线,执着无悔。
是战争,就会有伤亡,有牺牲。“我曾遇见一位副连长,头天还采访过他,第二天就牺牲了,被抬了回来。”朱军记得采访他时的对话——
“仗打完了你想干吗?”
“你想干吗?”
“我没想好,我还当记者,或者我去读书。你呢?”
“我想读书。”
“你读什么呢?”
“我特别喜欢历史,我要读历史学。”
“他被抬回来时,我看了就揪心地哭了,从没哭得那么伤心过。”
也有胜利的喜悦。朱军说,“1953年,我军驻守在三八线西线,离开城不远。与我军对峙的敌军是李承晚某部、美军陆战一师等。当时,李承晚反对停战谈判,破坏和谈。在志愿军几支友军部队结束金城反击战后,我军接着对李承晚军发起反击战,三打马踏里反击战取得全胜。这是我军停战前最后一次反击战,担任主打任务的是136师,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支英雄部队。”
朱军曾留有20多期和战友们出的志愿军尖兵报。后来停战谈判,报纸停办,她辗转到敌军工作部、宣传部。
“这段岁月让我坚强起来,更懂得了有国才有家。”朱军说。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