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9月27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在京举办“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研讨会”，来自国家高端智库、相关部委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建言献策。

充分认识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

    新发展阶段有哪些新特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建议从“四化”和“六率”寻找答案。他认为，我国新型工业化进入优化提升阶段、新型城镇化进入转型提质阶段、市场化进入深化改革阶段、国际化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六率”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消费率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趋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以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普惠金融为例，建议重视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有效识别伪金融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要加强信息披露，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调卖者有责；同时，要加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认为，“十四五”期间应当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虽然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但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仍然偏低，居民最终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更低。”他表示，要通过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善用改革方法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表示，这是大变局下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举措，这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他指出，面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和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只有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夯实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加从容和自信地走向世界、拥抱世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建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打造更高水平的国内经济发展生态；同时，以外循环发展为助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比如，以产业链、供应链为抓手，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畅通内外循环。既发展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体系，对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又提升整合资源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柔韧性和抗压性，打通内外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堵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杜飞轮认为，从结构性角度分析，一些研究都把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视为一种经济下行的压力。需要看到，当前的人口结构同样带来了发展机遇和空间，“扶老”和“携幼”带来的是健康产业、幸福产业、托育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综合来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仍有较大的空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市场空间、产业体系、人力人才资源、基础设施、制度等综合优势和超大规模优势突出，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王昌林强调，我国发展总体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努力在危机中谋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所长王仲颖提出，要从电力绿色化找突破口，建立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做好绿色电力的大文章，推动产业电气化、行业智能化、电力绿色化。在电力绿色转型中，核心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湧强调，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来分析我们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条件，既要看到国际环境中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更要看到我国自身的发展壮大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机遇。他指出，尽管我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弱化，但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就对外开放而言，我们有三个主要的新优势，即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优质的人力资源。

    “我国发展条件的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更深层次的引进来和更高水平的走出去，增强对全球商品、要素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吸引力和主导力。”他强调。

    （本报记者 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