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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似说”的前后故事
■“神似说”的提出
一般而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翻译史上，有两个人物，既有流传后世的翻译作品，又有影响后人的著名译论，这两位，其一是严复和他的“信达雅说”；其二是傅雷和其“神似说”。
基于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的经验与认识，傅雷提出：“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都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懂，使读者莫名其妙”。同时他也深切地体会到：“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长期的语言转换工作使傅雷发现，法语出发语与汉语译入语之间存在十一种具体的差异，如：“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这些给翻译工作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经过二十多年的翻译实践，傅雷在1951年出版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篇明义，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十二年后，他在给罗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确了自己对译事的看法：“重神似不重形似。”罗新璋对傅雷“神似说”做了如下解读：“所谓‘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指神似形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倚重倚轻，孰取孰弃的问题，不是说可以置形似于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似。”这符合傅雷的思想，因为傅雷在同时期给宋奇的信中也强调过：“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
■“神似说”对译界的影响
傅雷“神似说”为核心的翻译思想提出之后，首先引起了当时我国翻译界的热烈反响。罗新璋认为，傅雷“于信、达、雅之外，标举‘神似’，别树一义”，他“从临画的方法推导出翻译的原理，而以传神立论，则把翻译从字句的推敲提高到艺术的锤炼”。罗新璋还进一步指出，“神似”与“案本”“求信”“化境”这四个概念“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傅雷把我国传统美学中这个重要论点，引入翻译理论，把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许钧则说：傅雷“以临画来比翻译，说明翻译之难，并以‘神似’为克服困难的基本途径，这是很有见地的”。张泽乾认为，“傅雷的‘神似’是对本世纪上半叶我国‘神韵’‘气韵’‘传神’等说的丰富和发展，是翻译思想呈螺旋形上升的又一生动体现”。
在我国现代以来的翻译家中，像傅雷这样超出法语翻译范围，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并不多见，而探讨研究那些翻译家之热烈程度等同于探讨研究傅雷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法国文学翻译界外，深信中国翻译理论未来的刘宓庆认为：“‘神形’问题是中国艺术理论史上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重大命题，傅雷以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翻译工力推出新说，将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结合了起来，是对严复的‘三难’之说的重要补充。”时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的刘靖之指出：“傅雷在翻译上所要达到的境界，使‘信、达、雅’和‘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看来过于简单，而且有种‘掻不到痒处’的感觉。译文‘神似’原文便是最高的境界，是钱钟书所说的‘化’的境界”。《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作者认为，傅雷的“神似说”“博采众家之长，集众家‘神似说’之大成，成了众‘神似说’之历史终结，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继严复‘信达雅’说之后树起的又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旗帜”。
当然，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也引起一些学人的不解和质疑。如果脱离语境，不与傅雷前前后后的翻译言论相联系，也自然会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免极端，可能会给文学翻译活动带来不当指导。为此，郑海凌专门撰文，来澄清傅雷“神似说”影响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消除人们在“领会、品评或实践‘神似说’过程中”产生的误解。江枫认为，傅雷是一位被误读了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翻译是“力求形神兼备”，并且“忠实而生动地传神”。孙迎春则强调指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实际是要突出所“包含的艺术创造性这一重要意义”。
“神似”与“形似”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长期存在的一对关系，自从被引入文学翻译领域，一直是学人争议不断的重要命题。今天，大多数学人都会认同孙致礼的观点：“对于神似与形似，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统筹兼顾，力求在‘神形皆似’上下功夫，走一条‘神形兼顾’的道路。”其实，当代我国译学界的“形神”之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傅雷的“神似说”有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讨论也可视为傅雷“神似说”影响下出现的学海波澜。
■“神似说”在译界之外的散播
傅雷的“神似”翻译思想及翻译作品也在译界以外广泛传播，其被关注度和被探讨之热烈程度，也是一般翻译家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神似”原本就是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中的概念；另一方面，也由于傅雷多艺兼通，其由绘画要旨论及翻译要旨而引来的“神似”，颇能引起译界外广大学人共鸣；再一方面，傅雷有大量堪称经典的翻译实践作品，能够支撑其翻译主张。因而傅雷的“神似说”更有说服力，使得继东晋画家顾恺之后，从茅盾、郭沫若、曾虚白、陈西滢到林语堂等一路清点下来的神似说，包括“传神”“精神”“神韵”“气韵”“风韵”等说法，都似乎成了傅雷“神似说”的铺陈。
傅雷“神似”特色的翻译作品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陈思和在比较了其他老一辈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的作品后指出，“傅雷的译文更好读，耐读，似乎在文字中传达出一种东方人消化了西方文化后而生的精神气韵”；而“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作相同”。同样，傅雷“神似”观指导的翻译实践作品，对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家叶兆言在《想起了老巴尔扎克》中指出：“傅雷的译本像高山大海一样让我深深着迷，我不止一次地承认过，在语言文字方面，傅雷是我受惠的恩师。巴尔扎克的语言魅力，只有通过傅雷才真正体现出来，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傅雷集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美术鉴赏家和音乐评论家等身份于一身，在文艺各学科之间触类旁通，在独特的艺术性与普遍的艺术性之间相互参悟，融会贯通，使他能在更高的层面逼近艺术真谛，把握艺术之道，领悟翻译精髓，抓住翻译之本。这样融会贯通而总结的“神似说”，又经过了大量翻译实践的检验，其影响力实际上超越了文学翻译领域，在更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播开来，受到关注。
傅雷“神似说”的深层发现
随着西方现代理论广泛进入我国，国内也有学人陆续开始从一些西论的视角，对“神似说”提出疑问甚至批评，提出的观点包括“神似说”缺乏精密分析，在理论上没有说清楚，旨意模糊，理性不足，感性有余等。进而还出现了一些谈论中国译学的观点，比如：“中国有翻译思想但没有翻译理论”。对“神似说”的质疑和批评，一方面从反面说明“神似说”的关注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也确实促使我们理性看待“神似”翻译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在中西文化碰撞和古今文明对话中，我们该如何以正确的姿态和科学的精神，来重新审视、认识和考量“神似说”呢？
■思想与理论的关系
中国有翻译思想如“神似说”（或“神似论”），但它为什么不是翻译理论？它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是否给它带来先天不足，以致影响它继续存在的价值？“神似说”的再认识空间和未来发展向度在哪里？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探讨思想与理论的关系。一方面，思想是大于理论的，一般而言，思想要比理论宏大，可以涵盖理论，甚至可以视为众多理论的集合。这种大于理论的思想可以称为“大思想”；另一方面，理论也是由思想发展起来的，而这个“思想”就是最初的想法、理念所形成的一个本原所在。它小于理论，我们可以称为“小思想”。但是，这种小思想只是从量上说的，它在量上还达不到一个理论所要求的论证的扩展性、充分性和系统性，不是说在质上有瑕疵，相反在质上是稳定的、内在统一的、充满生命力的。虽然是“小思想”，但它是理论的核心要素，是理论的胚胎，理论的酵母。我们不能因为是“小思想”，就一味小看它，因为理论正是由这样的“小思想”发展而来的。只有“小思想”合理、守正、符合逻辑，符合规律，才能保证生成的理论不走偏，发展壮大后真正能够发挥正确的引领作用。所以，理论的科学性就取决于“小思想”的科学性，理论的先进性取决于“小思想”的先进性，理论的创新性取决于“小思想”的创新性（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理念”甚至“想法”等同义词）。而“神似说”作为一种翻译思想或翻译观念、翻译主张，其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对艺术真谛的诠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性和合理性，都是不可否认的。当然，对于它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加以辨析、论证、阐明，把道理说透，论述彻底，这样它才具有说服人的力量。
■对标准与策略、目标与手法的分析
不过，傅雷似乎并不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去说翻译的事，就像他曾经也说过：“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翻译重在实践。”傅雷希望文学翻译活动能达到心中期望的美学效果，实现心中期望的审美价值。如果“神似”能作为一个指导原则，给文学翻译一个正确的实践方向、一个正确的审美追求，想必他已满足。上文已述，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就同时指出了法语民族和汉语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审美意识等十一个方面存在的难以对等的差异。所以，在傅雷眼里，“神似”应当是翻译活动应该追求的审美目标，或对翻译成果进行审美评价的一个标准，也更应当是解决上述十一种疑难杂症的一种翻译策略或变通手法。由此来看，“神似”若能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似乎更重要。
然而，“神似”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法，怎样才能真正运用于翻译实践中？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化解一个个语言障碍，再现原文的美妙和精彩？从传统而来的傅雷，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表达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的言说方式，他们善用感性的语言而非知性的语言，寄托自己对于美的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他们不是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或交流而发表己见，不是为了说服谁而表达心声。他们抒胸言志，往往只是为了高山流水觅知音。觅得，则可以志同道合、怡情悦性；而若话不投机，那就各奔东西。傅雷似乎并不在乎理论上说服谁，影响谁。人文学科里，与其去做无谓论争，不如埋头“重在实践”。由此来看，“神似”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或手法在傅雷那里没有说清楚，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属于思维方式的问题，是精神思想之存在方式的问题，可能傅雷并不曾想过在现代理论的层面多费心。
■中西理论形态差异与“神似说”的再阐释空间
然而，傅雷不想上升到理论层面谈翻译，不等于“神似说”不具备理论发掘的价值和理论发展的空间。“神似”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的关键词，背后有着我国传统文论包括画论丰富的话语资源；作为一个体现了中国译学发展脉络的关键词，一个对于改善和提高我国翻译质量具有指导意义的关键词，如今看来，对它的阐释还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它还留下了大量的话语空间，需要我们后人去填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神似”的质疑甚至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无道理，值得我们更多思考。
我以为，于翻译理论来看，应当取西人理论形态之长，以补我理论形态之短。傅雷自己也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中国文人在表达自我的文艺观时，除了随感而论、体验而论、诗性而论外，也倾向于总体而论、综合而论、宏观而论。这已形成惯性思维模式及由此而来的别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形态及系统。虽然这样的翻译理论话语形态及系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史学价值，但如果只是墨守成规，则恐怕已不符合当代理论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当代学人对理论形态的现代化诉求。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文人的文化品评，其“总体而论”不是不经过细节和局部就总体的，其“综合而论”也不是不经过归纳和概括就综合的，其“宏观而论”更不是不经过微观的观察与思考就宏观的。看上去，东方的理论及思维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偏爱给读者一个一言以蔽之的说法，显得高度概括、高度提炼、言简意赅，其实，它本来也是自下而上的，依实而出的，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根有据的某种顿悟，否则，那些古代文论观点肯定早就站不住脚了，更不会流传至今。只不过，它把高度概括前的那些一步一步的递进环节，一环一环的归纳环节，一层一层的提炼环节省略掉了。而这正是西人翻译理论中的见长之处，即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的细微曲折，描写的有板有眼，让人不得不认真关注和跟随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思索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理论的自信来源于文化的自信。我以为，傅雷“神似说”立足于中国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国文论的某种特色和东方文化的某种优势。它的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意义在于：它继“信达雅”后把中国译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它是理论的种子，理论的内核，至今深藏而仍有生命力，蕴含着可以释放和转化的现代性因素。或许因为傅雷当年只想在翻译实践中做出务实的成绩，并不愿意在“见仁见智”的理论上“展开论战”，而最后又“不了了之”。那么，这样的理论工作恐怕只有落在当代学人肩上了。
以“神似说”为例，若要建构我们的当代理论，似乎应当回到其审美活动高度概括前的原点，自下而上，渐次地恢复“神似”在民族审美记忆中拾级而上的认知、品评和判断的过程，给文学翻译工作者指出通向艺术高峰的路径和审美考量的关键节点，把“神似说”演绎成说服力强的理论依据，甚至是操作性大的应用手法。我们既要开展中西对话，也要开展古今对话，在继往开来中推陈出新，探索“神似”给我们带来的新启迪，打开的新空间，寻求新的理论生机的出现。
总之，以“神似说”为核心，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发出中国声音的中国译论现代话语机制，既是傅雷及其翻译活动留下的重要潜在价值，也是中国译学现代化演进的需要。无论是外国文化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特色优势上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当能更准确、更有力地阐释外译中和中译外的活动。
（作者：宋学智，本讲演稿依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傅雷翻译手稿和校样修订稿整理与研究》〔19BWW01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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