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历史：以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为例

    近年来，情感史研究在法国史学界备受关注，一批高水平论著接连问世，相关的专题研讨会数量逐年增加。2006年，以艾克斯-马赛大学的达米安·博盖为主开展的专门性研究项目“中世纪情感”，使法国中世纪情感史研究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法国最早提倡情感史研究的是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他在1941年发表《感性与历史：如何重构以往的情感生活》，文中首次提出把情感纳入史学研究。费弗尔的此番呼吁，既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治状况的影响，也是对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的情感观的呼应。后者于1919年出版《中世纪的衰落》，把中世纪的情感生活定性为孩童式的，人们在表达情感时简单而直接，不会考虑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而费弗尔则指出，应该挖掘这种孩童式情感的原因，那就是情感的原始性，情感与暴戾有着天然的联系。费弗尔倡导的情感史研究并没有得到法国学界的立即响应，而且由于受到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情感研究很快被纳入心态史，情感某种程度上被“固化”而失去其能动性特征。但他明确提出把情感作为史学研究对象，有助于学界打破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法国学界开始认真思考赫伊津哈所描述的中世纪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反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后者与赫氏的情感观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反思的结果，则直接推动法国中世纪研究对激情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国中世纪激情史研究。

    埃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939年）一书中提出，赫伊津哈笔下那些好勇斗狠的中世纪骑士与上层，在绝对君主制下的宫廷里却遵从礼仪规范，对自身情感进行严格约束。因此，在埃氏那里，中世纪末期以来的欧洲历史被描述为从自然（情感-冲动）向文化（理性-超我）演进的“文明化”过程。埃里亚斯把情感克制视为前现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强调随着现代性的加强，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情感压抑。埃氏的理论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取得巨大成功，引发国际学界对脾气、性格及感性等问题的浓厚兴趣，并直接或间接地在法国中世纪史领域催生了身体史、感性史、社会想象史等研究热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情感史家开始对埃氏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他的理论或许在现代史领域是适用的，但对古代中世纪史而言却站不住脚。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称之为情感的“宏大叙事”，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认为埃氏的理论是建立在“激情谜思”这样的情感概念之上的：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情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不受理性控制的。对于法国史家来说，这种情感观与其说是“文明进程”，不如说是把中世纪的情感高度“幼稚化”。换言之，法国学者拒绝把中世纪的情感理解为埃里亚斯式的、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埃里亚斯的模式是把中世纪的情感与自然状态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因此文明化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控制情感，使其符合理性。这种看法无疑强化了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不独埃里亚斯，20世纪流行的结构主义、以情感-冲动概念为基础的心理分析理论，均属于这种理性-情感二元论观点。情感史家深知，要把情感纳入法国中世纪史研究，首先必须突破所谓“激情谜思”。

    例如，埃里亚斯把不受控制的激情与中世纪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7世纪的墨洛温王朝表面看来符合埃里亚斯所说的情感特征。因为在中世纪的国王敕令、官方文书、人物传记、信件、日记以及文学创作中，到处充满着在今天看来粗鲁又缺乏人情味的情感表达，史料本身把中世纪的人们呈现为特别爱冲动的人。然而，情感史家认为，不能照搬史料中的文本妄下断语，必须把眼前的文字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才能解读其真实意涵。早期的法兰克王国，按其继承制度，在克洛维511年撒手人寰后国土被一分为四。558年，克洛维的第四个儿子克洛泰尔一世在兼并其他兄长的领地后使墨洛温王朝暂时统一，但在他身后王国又被其4个儿子平分，国土直到613年被他的孙子克洛泰尔二世重新统一。王朝兼并分合的过程，充满了王族间的残酷杀戮。克洛泰尔二世在613年残忍地肢解了其母亲的情敌的姐姐布隆希尔德王后，随这位王后一同被肢解的，还有其身后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国王如此暴戾的“愤怒”，都是由当时的官方史料记录保存下来的，其中的情感更是由当时国王身边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构成的“情感团体”刻意渲染而成。这些中世纪文本中的暴虐情感，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样是愤怒，如果是文本作者赞扬的一方，那么这种愤怒是出于正义且会达到使对手恐惧的正当目的。相反，如果愤怒出自作者想要贬低的对象，那么这种情感宣泄则是不思忏悔的表现，使人更生厌恶。

    如果基于上述例证认为中世纪人们的情感构成里缺乏温情与爱，只有简单暴戾的一面，那就把情感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残酷的克洛泰尔二世在一次斩草除根的清洗中，费力保住一位王族的性命，据称此人是他的直系亲族。另外，翻开中世纪的史料，令人肉麻的情感表达常常令今人困惑不已。比如，有位大臣在致国王的信中特别肉麻地表达了对国王的想念和爱，以及对国王健康的挂念，不禁让人怀疑两人是否为同性恋关系。但这位大臣曾在信中向国王揭发他人的同性不伦之恋，请求国王严惩以敦风化。因此，情感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行为模式，是根据社会和团体的规约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表达这些情感，情感的背后是对世界的认知，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判断。

    中世纪早期的王位继承模式，导致残酷的王位与领土争夺战，王族之间的仇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宫廷文化及其情感团体，又如何能够倡导礼仪与情感克制呢？旨在令对手恐惧的愤怒与夸张的顺服，才符合这个时代的情感准则，也唯有此种模式才能为王权之争提供合法性基础。随着法国长子继承制的相对稳定以及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公然的血亲仇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情感表达也就进入埃里亚斯所说的自我克制与讲究礼仪阶段。以王权为基础，国家对权力的垄断程度逐渐加强，个人感受到的情感压抑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在情感表达方面更加自我克制以符合礼仪规范，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埃里亚斯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情感的外部控制与自我克制来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特征，并把现代以前的情感归结为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忽视了任何情感一经表达便具有改变社会的功能。在赫伊津哈那里，中世纪的情感被简单地定性为不成熟，而在埃里亚斯这里，中世纪的情感与暴力紧密关联，是与理性割裂开来的内在激情，忽略了激情背后的理性判断与情感规约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激情并非信马由缰的情绪宣泄，挖掘激情背后的理性正是情感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激情的背后需要看见人们如何利用情感、情感如何变迁以及一个社会的情感规约。中世纪看似不受控制的激情是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可操控的交流机制。本文提供的例证还提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情感，不能把情感与使其表达成为可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隔离开来。史家只有真正认识到情感史在研究方法上的要求时，才能自如地研究情感。在这一点上，情感史家试图在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突破“激情谜思”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孙一萍，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