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抗战民气”的《文艺》副刊

    1938年，曾为《大公报》文学编辑的杨振声、沈从文、萧乾重聚昆明，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8月初，大公报社通知萧乾即赴香港主持《文艺》版。在战争局势下，作者四散飘零，稿件难求，无从“编辑”。杨振声和沈从文鼓励萧乾：有西南联大在，稿件不用愁。杨振声是西南联大秘书主任并文学院教授，沈从文次年也进了西南联大。沈从文还拿出长篇散文《湘西》供萧乾应急。

    8月13日，《文艺》在香港开版，萧乾以“特邀请沈先生为我们写一篇关于湘西各方面的介绍”的按语推出《湘西》。《湘西》续载三个月有余。在这段时间，杨振声和沈从文动员西南联大师生写稿，既解决《文艺》的稿源问题，又使师生的作品得以面世，从而构成了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的文学合作，并形成了《大公报·文艺》的抗战特色。

    萧乾被派往欧洲后，继任的《文艺》编辑杨刚延续同西南联大的合作与抗战方向。1941年11月香港《大公报》撤回桂林出版，其合作与方向仍未改变。

    以写湘西著名的沈从文，回到沅陵，了解民众态度，加深了他对故土民众的认识，进而创作《湘西》等。后来他在《湘西·题记》里说：“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我们看到作品里的湘西，是美丽、富裕的，人民勤劳且热情，勇敢而坚强，民风刚健，坚韧不拔。这样的湘西，不可欺凌，不能被战胜。沈从文以细致坚实的描写告诉读者：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中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公报》又力推林蒲的长篇报告文学《湘西行》，在《学生界》与《文艺》两个版交替连载了三个多月。林蒲参加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沿途作记录，介绍旅途见闻，也反映出湘西的民气，展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作者笔下的湘西人，自信乐观，勇敢要强。作品围绕“抗战民气”来写，揭示民众参战的勇气及对胜利的信心，是鼓舞读者的“抗战文学”。作品和《湘西》一样引出强烈反响，有人还将“林蒲”误为沈从文的笔名。

    湘西受到西南联大作家关注，一方面固然由于师生西迁，另一方面，湘西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主要原因。

    西南联大师生的眼光是开阔的，刊载于《文艺》上的作品反映了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广泛生活。受条件所限，较少反映前线战场的作品。

    在写沦陷区的作品中，小说较为突出。辛代的《九月的风》描写“九一八”事变中“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八年》表达对日军占领下的故乡的怀念，《弟弟》揭示沦陷中孩子的悲苦生活。流金的《母亲》描写炮火中母亲送走女儿的生离死别。祖文的《端午节》记述一个青年逃离日据区的心理和行动。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坚忍顽强、不怕牺牲、勇于追求、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给人光明与胜利的希望。这是抗战中的读者所欢迎的。

    写国统区的作品内容丰富、文体多种。散文有向薏的《在南岳》，记述长沙临大的生活；辛代的《野老》写重庆山弯里的一个文化奇人；王佐良的《公路礼赞》颂扬大后方的交通建设。诗歌如杜运燮的《民众夜校》，写大众的思想翻转；穆旦的《漫漫长夜》描写民众忍辱负重支持抗战。这些作品蕴蓄着抗战的力量。当后方遭到轰炸，作家便及时予以曝光谴责：陈时的散文《大学园地》描述日机轰炸云南大学的惨象，揭露侵略者对于人类文化的摧毁暴行；向薏的小说《许婆》则通过两个儿子的死难和许婆精神失常的描写，揭示轰炸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打击。作品以悲剧的力量激发读者的反抗精神。

    而反抗，在西南联大作品中自然有书写。祖文的《老瘸子》描写一个瘸腿的老婆子因儿子惨死，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质问日本军人的场面；王佐良的《老》写武汉沦陷后，日本兵逼迫商会的老头子组织开市，却料想不到青年人正在策划对日军的毁灭性战役。两篇小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林蒲的集子《二戆子》全是抗战文字。其中《二戆子》和《人》最为优秀。小说《二戆子》写一支地方队伍伏击敌人的故事。指挥员采用靠近才打的战法，十一人歼灭了二三十个日本兵，让人感到畅快淋漓。该文未刊在《文艺》上，但《文艺》对同名集子作了介绍：“林蒲先生这本《二戆子》是从血的生活中收获而来的。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忧郁，反之，是气魄豪壮，行文刚健的。……很有真实动人的力量。”（杜文慧语）

    报告文学《人》把人们的目光带向了国际。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度人达拉毅然改国籍为“中国”，得以报名参加“华侨机工”，驾驶汽车在滇缅公路上运输抗战物资。作品颂扬爱国主义与国际援助。

    1938年，卞之琳访问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创作《慰劳信集》。1940年入西南联大，发表诗作，他为西南联大开拓了书写解放区的新天地。杜运燮作诗《“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表达兴奋心情；穆旦作评《慰劳信集》和评艾青抗战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的文章，提出著名的“新的抒情”理论。孙毓棠《谈抗战诗》对早期抗战诗及时做了批评。以上诗文均刊于《文艺》。

    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均诞生于抗日烽火中。两个组织以文学助力抗战，为抗日战争、抗战文学作了应有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显见业绩。从1938年8月到1941年8月，《文艺》发表了西南联大24位作者的99题，108篇作品，分208次刊出。这一数字是任何其他组织达不到的。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互动合作，堪称典范。

    （作者：李光荣，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