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疫故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月24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出成立应急医疗队的紧急通知。作为医院呼吸科ICU的护士,我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后来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
当时我没有多想,只是觉得我是一名呼吸科ICU的护士,专业对口,而且我已经工作10余年了,护理经验相对丰富,又是男同志,理应冲在前面。
大年初二那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同其余19名队员一起奔赴武汉,投身到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前线。虽然家人很担心我的安危,但也表示出极大理解和支持。
到达武汉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培训。
我们医院的感控专家袁晓宁,耐心细致地给队员详细讲解个人防护用品的操作流程,例如,如何正确穿脱防护服,怎样正确佩戴护目镜及N95口罩,甚至连洗手是否规范都细细讲解、示范。不仅如此,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他还逐一考核每名队员,只有通过了,才被允许进入隔离病房。
1月29日,我与医疗队队长葛庆岗、护士长李少云三人,第一批次进入隔离病房。虽然整体护理工作并非颠覆性的,但由于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且护目镜总是起雾,还是给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尤其是带着3层手套给患者扎针,触感不灵敏,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当时是冬天,但每次结束工作后,全身的衣服都会湿透。不过那时根本顾不得这些。为了更便于开展工作,我们回到驻地后,立刻尝试用手消和洗手液涂抹在护目镜的镜片上,希望能通过表面拮抗剂解决镜片起雾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涂抹洗手液的效果最好。
我们一个班是6小时,遇到特别忙的时候还会更长,再加上穿脱防护服,时间就更长。如果要上厕所,就要重新穿脱整套防护服,太耽误时间。所以每次进病房前,我们都不敢喝水,或者只敢喝一口润润嗓子,有些队员索性穿上了纸尿裤。
在护士群体中,男护士本来就非常少。但我们对于机械操作、仪器使用等方面,还是颇具优势的。而且男同志力气大,在更换非常重的氧气瓶,或者转运患者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记得我们病区第一个出院的患者,是一名同济医院的护士。她出院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与我们一起合作的当地医院的护士长,还专门给我们写了副对联:“历劫方显天使意,经疫更知华夏情”,横批是“厚道北医 同舟共济”。能够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我们觉得倍受鼓舞。
随着病区内病人数量的增多和病情的加重,随之而来的是临床护理工作模式的改变,医疗队护理组形成总护士长——护士长——护理组长的三级管理模式,我临危受命,被临时任命为护士长。对于没有管理经验的我来说,压力和责任都是巨大的。我快速转换角色,从每日完成临床护理工作转变为更多的监督指导队员完成护理工作,把控病区内护理质量、对危重症病人进行访视、监督队员个人防护情况,并及时发现记录问题。为提高护理质量,每次结束病区内工作回到驻地后,都积极参与护士长小组会,讨论临床相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方案,共同制定护理工作制度及流程。
在武汉的72个日日夜夜,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更清楚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争,所以不敢有丝毫松懈。在工作中,我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雾化治疗受到极大制约,通过袁晓宁副队长的启发,设计出了“新型雾化吸入保护头罩”,目前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经历了这场战疫的洗礼,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升华和洗礼。我向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且第一批火线入党。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担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医务工作者无所畏惧、连续作战的精神风貌,践行“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誓言。
(本报记者田雅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