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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7日 星期一

    南朝吴歌与魏晋风流

    作者:曾智安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7日 13版)

        吴歌与西曲曲辞是南朝乐府与民歌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其中主要产生于东晋、刘宋时期的吴歌年代更为靠前,特色更为鲜明,并且影响了西曲的产生与发展,为历代所关注。但其与魏晋风流的书写问题,却较少有人探讨。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上层士人间形成的特定人物审美范畴,多载录于南朝宋人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体现于士人独特的言谈举止及逸事中,是当时精英文化的代表,为南朝士人所津津乐道。而南朝吴歌主要表现江南地方风情与普通儿女的日常情态,虽然至晋、宋间已流行于上层社会,但正统人士多以妖俗视之。《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亦载王恭批评谢石醉唱吴歌是“效妖俗之音”。极端者甚至将吴歌视作魏晋音乐及文化传统的对立。宋顺帝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议论《三调歌》时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所谓“家竞新哇,人尚谣俗”主要就是指吴歌。在王僧虔看来,它们“崇长烦淫”,排斥“典正”的曹魏乐歌。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宋大明以来的“郑卫淫俗”也主要是指吴歌,被认为是魏三祖曲及《相和歌》等“雅乐正声”的反面。因此,南朝时期,魏晋风流与吴歌虽然都流行于世,但乍看之下,似雅俗异路,适为反对。然而吴歌与魏晋音乐及其文化传统并非完全对立。吴歌中的一些曲目本身就是魏晋风流的产物。如《懊侬歌》本是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创制,《碧玉歌》据传是晋汝南王为其爱妾所作,且与名士孙绰颇有关联;《桃叶歌》与王献之接其爱妾渡江之逸事有关,《团扇歌》则源于晋中书令王珉与其嫂婢谢芳姿情好的美谈。这些都是对魏晋士人风流逸事的直接表现。而吴歌中还有一些曲辞看似略不经意,实则也应是对魏晋风流的隐性书写。

        首先来看南朝吴歌《读曲歌》中的一首曲辞:“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这首曲辞采用江南俗语,着力表现女子情深、娇嗔之态,看起来纯是普通儿女的旖旎风情。但细究其实,则与“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及其妻子的闺中情事极为相似。《世说新语·惑溺》篇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卿”为不敬之词。王戎妻“亲卿爱卿,是以卿卿”于礼为不敬,于情则是至笃,是为上层士人的独特风流,并在南朝传为美谈。将其与《读曲歌》曲辞合而观之,可知“字”是敬语,“名”是昵称,女子“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也正是破礼法而昵闺情,其辞气风情与王戎妻“亲卿爱卿,是以卿卿”如出一辙。其间神合之处,恐不可以巧合视之。

        其次来看《子夜冬歌》中的一首曲辞:“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首曲辞源于左思《招隐诗》其一:“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可见曲辞并非是对左思原作某一片段的完整截取,而是分取拼合,并有修改。曲辞这种做法看似平常,但恐亦不是随意之举,而是试图借此表达对魏晋士人尤其是左思的致敬。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性爱山水……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可见这首《子夜冬歌》与萧统的取径完全一致,都是通过引用左思的诗句来否定世俗音乐,肯定山水之美,进而推美左思的高雅情怀。另外,曲辞前两句的选取还可能与王徽之雪夜访戴的逸事有关。《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即王徽之。关于其“咏左思《招隐》诗”,梁刘孝标注云:“左诗曰:‘……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可见“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乃是引发王徽之雪夜访戴的关键,也是这一风流逸事的核心元素。《子夜冬歌》截取《招隐》片段,从不同层面整合左思的情怀与王徽之的逸事,形成了对魏晋风流的多层次含蓄书写,并使曲辞呈现出丰富曲折的意蕴。

        再次来看产生于晋宋齐之间的一首《子夜夏歌》曲辞:“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叶下,浮瓜沉朱李。”这首曲辞看似平常,但实际上隐含着对建安文人南皮之游的追慕。南皮之游是建安十六年五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吴质等文士宴饮游乐的风流雅事。四年后,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追忆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棊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其中的“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是典型的盛夏元素。《子夜夏歌》中的“浮瓜沉朱李”显然是对这一元素的浓缩与提炼。而“暑盛夏无风”与南皮之游的“清风夜起”先后相续,恰为呼应。另外,《子夜夏歌》中的“携手密叶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皮之游的“同乘并载,以游后园”。《子夜夏歌》曲辞与南皮之游细节如此相似,恐怕也不可以巧合视之。如同上文所述,宋、齐之际,“魏世三祖,风流可怀”已经成为当时正统文人的共识。而曹丕的南皮之游也早成为魏晋风流雅事的重要内容。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及西晋文学时说道:“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南皮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其对南朝文化的影响可窥一斑。《子夜夏歌》中与其细节相似的元素,很可能包含了对这一“高韵”的隐性书写。

        如上所述,与吴歌曲辞相似、相关的此类魏晋风流雅事,在南朝早已成为士人阶层的追慕对象和流行谈资。同样流行的吴歌曲辞与这些风流雅事既相似、相关,但又不是直接呈现,这绝非偶然或巧合,而是对后者有意识的隐性书写。这种书写淡化了魏晋风流雅事的个性特征,但又保留了其中的一些独特元素,从而促使魏晋风流在保留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逐渐向日常行为的普遍书写转化。个性化的精英叙事就此逐渐转化为大众化的日常叙事。吴歌借此援雅入俗,以俗化雅,一方面推动了魏晋风流从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普及,另一方面也使曲辞本身具备了更为丰富、含蓄的审美意蕴。这一南朝雅、俗文化汇流的个案,值得我们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予以重新思考。

        (作者:曾智安,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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