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循证教育体系 推动教育决策和实践科学化专业化

    中国教育发展，无论是教育改革、教育决策，还是教育实践，都要实现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学科要承担起更好地服务新时代国家深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责任，需要以基于数据和证据的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体系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基于医疗科研团队科学和专业化的实证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和证据做出了正确决策，以“循证医学”的理念在防控疫情上做出了系列的科学决策，极大地降低了人民和国家的损失。联系到教育决策和实践，教育学科也需要构建循证教育体系，通过循证教育推动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更好地服务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

认识循证教育的本质，明确开展循证教育的方向

    循证教育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借鉴循证医学而来，但医学与教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形式上借鉴不等于实质上可以照搬。教育学是围绕学生发展和学习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循证教育显然要以学生发展和学习为中心收集数据和资料（Data，它包括以“数字”和“文字”形式呈现的资料，有时直接译成“数据”），构建数据库（database），开展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得出研究结论，进而为教育实践和决策提供有力的证据（evidence），它也肯定要涉及教师、课程和教学以及家庭、学校、社区、政府等组织与环境的数据和证据。循证教育还致力于学生个体的学业生涯指导和群体教育决策，它的“黄金标准”是学生自身学习的体会和感受，正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在“停课不停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循证教育，其数据和资料主要是来自学生在线上学习的体会和感受，这些数据和资料可以作为教师或管理者调整和改善线上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的证据，进而更有利于“停课不停学”教育决策的执行。循证教育的延伸概念有循证教育改革、循证教育政策、循证教育决策、循证教育治理和管理、循证教育领导、循证学校改进、循证课程设计、循证教学、循证教师队伍建设等。

    循证是一种利用证据追求实践科学化和专业化的价值观，是一种重视证据指导实践的理念，是一种运用证据解决实践中问题的思维，是一种基于证据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是一种基于证据推动实践改进的专业依据。显然循证教育与传统的教育实践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教育实践具有经验性和随意性特征，个体积累的经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占据主导作用，教育决策很多以专家个人意见和领导指示作为依据。但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影响，教育改革和发展日趋复杂和多元，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到学校管理，从学校改进到课堂教学变革，任何教育政策建议、教育策略、教育举措和方案的提出和实施亟待以证据为基础，用证据来评量，但现实中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与循证教育的精神和追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在开展循证教育过程中，需要阐明循证教育、教育实证研究、传统的思辨研究之间的区别。如前文所述，循证教育不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以证据为依据指导教育实践和教育决策，证据的来源是多元的。有一类数据（Data）可以直接作为证据来指导教育改革和决策，如某个地级市中小学在编教师数量和代课教师数量的比例就可以成为该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编制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证据。第二类证据是指针对当下的教育现象和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来获得，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收集到不同类型的数据和资料，经过分析和解释，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这个结论就可以成为循证教育（也就是“解决”这个教育问题）中的重要证据，这类证据在循证教育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三类证据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实证研究性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著作等文献，循证教育需要从这些实证研究性文献中寻找研究结果和结论作为教育实践和教育决策的证据。第四类证据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文本、教育政策文本，它们也可以成为教育改革、学校改进等循证教育实践中的重要证据。

构建循证教育体系，形成循证教育的多重氛围

    基于对循证教育的本质的认识，我们需要构建循证教育体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循证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教育的发展，循证教育体系可以从两个维度去建构：一个是循证教育的研究、循证教育实践和循证教育决策构成的体系；另一个是循证教育学科逻辑，如循证学前教育学、循证特殊教育学、循证高等教育学、循证职业教育学、循证家庭教育学、循证教师教育、循证课程论或教学论等。

    开展循证教育的研究，形成学术研究的循证教育氛围。循证教育作为一个对象应该加强研究，循证教育虽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应该对它开展研究，我们称之为循证教育的研究。教育学科要致力于循证教育的研究，产生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教育实践者和教育决策者提供认识、理解和掌握循证教育的意义、价值，形成循证教育的思维和价值观。

    开展循证教育的实践，形成实践的循证教育氛围。循证教育为了实践，也在实践中，它在实践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找到解决问题、改进实践的证据，以这些证据来解决新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教育实践。为此我们要鼓励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深入学习和掌握循证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过程，以循证教育的价值观、理念、思维和方式来进行课堂教学和学校管理。

    开展循证教育的决策，形成决策的循证教育氛围。循证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决策可以分为学校的管理决策和政府的行政决策，无论哪种决策都可以以循证教育的证据为专业依据。学校的管理决策要以循证课堂教学为基础，以学生学业生涯指导所获得的证据为依据，相对应的政府教育行政决策也要建立在这样的证据基础上。

    在循证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体系建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循证教育的学科逻辑的体系，也就是学段或领域的循证教育实践体系。

    此外，循证教育还需要基础设施的条件。一是研究循证教育学的知识体系，编写循证教育学教材，使之成为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尤其要成为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正如我们所阐述的循证教育本质，它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专业依据，为此我们可以在教育学研究者、师范生、校长和教师发展等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对循证教育的课程学习，使他们在专业发展生涯的全过程中得到循证教育的训练。二是建设循证教育的证据库。循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证据在教育实践和决策中的重大价值体现，它通过上文阐述的最基础的四类证据的可持续积累形成证据链，作为教育实践改进和教育决策的依据，累积性最终体现在证据库的建构上。为此，循证教育要致力于证据库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对这个建设进行投入，力求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证据的积累形成证据库，进而又为学术研究、知识生产、循证教育提供依据。

形成循证教育多重角色，发挥循证教育理论和实践融合的价值

    循证教育具有强烈的工作逻辑特征，它会涉及多重角色。在教育领域，这些角色包括学术研究者、智库工作者、中小学实践者、政府和学校决策者等。正如在循证医学领域，医学院教授、临床医生、医学研究者的多重角色一样，这些角色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集于某个个体于一身。当大学教授针对大学人才培养开展循证教育的活动时，他们既是教授又是研究者，可能还是智库工作者；当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开展循证教育的活动时，其角色是实践者或决策者。循证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不同体系领域的不同角色能够携手合作，充分发挥循证教育体系建构的价值，使教育理论和实践真正融合。

    循证教育体系构建需要集研究者、教师、智库工作者于一身的一体化角色。循证教育在不同领域对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价值，就以教师教育的领域而言，我们把未来教师（师范生）培养视如医学院的未来医生培养，医学生在医学院教授和医院临床医生的指导下参与病人的治疗，同样师范生的培养在大学教师教育者和现有中小学在职教师的指导下参与中小学校的课堂教学。此外，循证医学中的对象可以是未来的医生（医学院现有的学生），也可以是在职的临床医生，循证教育中的对象可以是未来教师（大学中的师范生），也可以是现有的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医学和教育学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这是循证教育实践的范畴。

    循证教育体系构建需要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者之间平等的合作。循证教育强调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彼此互相关注，相互合作，使得教育研究者关注教育实践中的现象或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或建构的理论（practice-based evidence）能够应用到教育实践，帮助教育实践者解决问题，进而使得教育实践朝利益相关者所期待的方向发展（Research-practice Partnerships）。大学研究者和中小学的实践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早已形成，但没有以循证教育的逻辑使合作关系服务于教育实践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因此，循证教育可以实现政府的教育决策者、教育行政管理者、中小学学校校长及其管理团队、中小学教师、大学研究者、教育咨询组织的研究者以及其他教育利益相关者等相互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的建立。

    循证教育体系的构建应该有利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结合和融合，通过这种融合促进教育学的“有用知识”体系的形成，以改变当前教育学知识体系“无用”价值的层面。

    （作者：朱旭东，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志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