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疫故事】
2020年农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率领142名队员驰援武汉,接管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两个病区,历经近两个月的新冠救治工作,所管理患者绝大部分转危为安,全体队员安全返回。回顾抗疫过程,深深为中国人民抗疫的伟大历程而骄傲,为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参与其中并能发挥作用而感到十分荣幸。
2020年1月21日陕西省政府召开会议,布置了针对武汉疫情发展及向全国蔓延的应对工作。回到医院后迅速做出诸多安排。医院做了积极准备严阵以待,同时在网络医院开通了免费发热门诊,又开通了咨询热线。整个疫情期间网上免费发热门诊接诊了6000多患者。每天还有50例左右的电话咨询。大量患者在网上得以接诊,因此没有出现大量患者来院挤急诊和发热门诊的现象,医院所有应对活动有序进行。
我接到国家卫健委指派要求院长带队去武汉支援。我于2月4日晚上乘特快列车于2月5日早晨到达武汉,2月7日又从我们医院紧急抽调133人的大部队到武汉接管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两个病区,开始了武汉的抗疫过程。由于时间紧迫,大队人马上午到,下午就开始了培训。晚上召开战前动员会,我在会上向大家提出:“此次临危受命作为国家医疗队出征,使命光荣,是每名队员人生中宝贵的经历,国家将重任交给我们,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以坚强的意志,科学的态度,高超的技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国分忧,以最出色的成绩向祖国向人民汇报。”
我们在武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对重危病人的救治取得了较好成绩。病人绝大部分转危为安,最后痊愈。回顾在武汉对患者的救治过程,我感觉主要是在患者病情观察、护理、人文关怀、精细治疗等环节做得比较好。此外就是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治疗患者,除常规方法外还采用了干细胞等治疗手段。直到现在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殊治疗方法,但生理病理机制非常清楚,是大量肺部渗出导致发生严重的呼吸并发症,如果能减少肺部渗出就可显著改善预后。而氧疗方式、呼吸机的参数、感染的有效控制、糖皮质激素的恰当应用、液体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疾病转归。所以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控就显得十分重要。
大约接管病房一周后我们的病人很快趋于稳定并好转,但整个院区病亡情况还是比较严峻。我在指挥部会议上提出建议抽调几位专家成立小组,专门分析讨论病亡患者,查找病亡原因,提出新的建议,以期降低病亡率。大家都同意,尤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张丙宏院长非常支持,做了周密安排,由我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岳冀蓉教授、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罗哲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周晨亮教授组成降低病亡率小组,一旦有患者病亡我们即开始在网上讨论,当天讨论不完第二天再接着讨论。将讨论结果反馈给各医疗队并在每次指挥部会议上介绍医院整体病亡情况。这项活动取得了较好结果,小组活动后不久就看到病亡明显减少,对整个院区病亡率的下降产生积极作用。这项工作后来在国务院联防办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做了介绍。
全体医疗队成员都为我们顺利完成任务作出了很大贡献。党员干部更是冲在前面,身先士卒。石秦东教授是我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和我一起到的武汉,只要病人有需要就总能看到他。护理部副主任李洁琼这次是我们援武汉医疗队护理总负责人,凡是有重大复杂操作或重危病人抢救,她都把自己安排在最前边。张海萍是我院内分泌代谢科健苑病区的一名护士,她喜欢画素描,在武汉期间她创作的素描温暖了很多患者孤寂的心。
武汉抗疫的经历更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和祖国的强大。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及对武汉抗疫的支持。武汉的胜利奠定了全国抗疫的成功,也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全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每次回忆在武汉的经历,我和我的队员都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报记者 张哲浩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