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丝入扣 字斟句酌

    编者按：《金史》点校本自1961年开始着手，至1975年出版，历经了14载光阴。《金史》修订本从2009年修订方案评审通过，至2020年出版，历经十余个春秋。点校本筚路蓝缕，提供给读者经分段、标点、校勘的可阅读之本，从图书馆之秘藏刻本分身千万，走向千家万户，功莫大焉。修订本在点校本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在校勘、标点、版式等多方面都有提升。半个多世纪，从整理规范到版式设计，从刻本到点校本再到修订本，无时无刻不蕴含着古籍整理初始阶段以学术为重、以读者为重的探索与追求。

    2020年2月，点校本《金史》修订本上市，这是自2013年本系列《史记》面世以来，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九种。此后还有《梁书》修订本的出版。《金史》是元朝脱脱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记载了女真完颜氏部族时代、金朝建国至灭亡的百余年历史。全书135卷，另附《金国语解》一卷，将近两年即纂成，在元代官修的宋辽金三史中，成书时间最短，但被评价为“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赵翼《廿二史札记》）。在二十四史中，修撰质量亦居上乘。然而，历代只有刻本、抄本流传，未加标点分段，不便今日读者阅读。其点校本乃至今日之修订本，皆为适应新时代读者需求而生。

    《金史》点校自1961年开始，至1975年出版宣告完成，前期在著名民族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翁独健教授牵头组织下，由中央民族大学傅乐焕先生具体承担，1966年中止。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后，由张政烺先生继续完成，中华书局崔文印先生完成责任编辑工作。

    据档案记载，1964年12月底傅先生向书局提交了《〈金史〉校点工作进行情况与问题》的工作报告，对《金史》底本、前人成果、本校、他校和标点情况详细分析说明，并另附专文讨论《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使用异名的情况和处理办法，实为对此前工作的小结。这一时期自1963年以来，全国京外承担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教授先生们，集中入住北京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校史，傅乐焕先生是在京学者中唯一一位住书局校史者。他在前述报告中，提出需500个工作日完成《金史》的135卷工作。遗憾的是，未及完成，1966年5月傅先生自沉于陶然亭公园湖中。

    1971年以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继续开展，《金史》工作由张政烺先生负责，崔文印先生承担编辑整理工作。不同于专擅某方面的研究专家，张先生的学术成绩表现在多个领域，在古文字尤其是金甲文研究、版本目录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皆有建树。他曾负责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管理和采购，多购藏线装古籍，也曾参加马王堆汉墓文书整理小组，擅楷书隶书，书局80年代出版的重要出土文献类图书多请他题签。

    张先生与书局的一层因缘，是开展《金史》有关工作。从1971年开始，张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启功先生等一样，集中在王府井大街36号书局大灰楼，共同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金史》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曾撰文介绍，张先生风趣地把点校称为“贴胡子”和“拔胡子”。当时编辑处理书稿，查找资料的情况、对标点校勘的意见不能直接写在稿中，而是写在浮签即纸条上，贴在稿中疑问处。一本书责编一审完，贴满“胡子”，有待张先生和二审、三审领导逐条在浮签上写意见，明确赞不赞同、出不出校，不必写入点校本的“胡子”再拔掉。崔先生回忆，自此至1975年《金史》点校本出版，张先生日日与自己相对而坐，共同工作了四五年，完成了136卷《金史》的整理。

    回顾二十四史点校的过程，由一位学者领衔，下边多位学者参加，一所高校或研究机构承担，对于承担单位某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对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的成长也大有裨益。《金史》就是典型代表。金代有关史料本来不多，但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辽金元基本典籍，其中很多都是由书局《辽史》《金史》《元史》责任编辑担任整理者的。《金史》的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整理完成了《归潜志》《靖康稗史》等，《元史》责任编辑姚景安先生也整理出版过《元朝名臣事略》。这个工作需要数年如一日，面对一个专题下深功夫一句一句梳理过，有关正史的点校整理正是工作基础。

    从2005年开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拉开帷幕。工作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任继愈先生、何兹全先生、王锺翰先生、蔡美彪先生等以及数位当年曾经承担具体工作的老先生，参加了数次编纂工作会议，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上还写了书面发言稿。各史修订工作，书局确定主持人和承担单位，一是首选延续当年优势、学术团队稳定的学术重镇，如北朝几史仍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担。二是希望由近年在断代史、专题文献研究方面有重大进展、实力雄厚的学术机构承担，如《五代史》《旧唐书》交复旦大学陈尚君老师的团队负责。《金史》修订方面，傅先生、张先生已仙去，按照这样的原则，最终决定聘请吉林大学历史学院程妮娜先生承担。程先生一直致力于东北史乃至辽金史的研究，在辽金政治制度史方面深有造诣，在跟随导师张博泉先生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对金代的文献研治也有很多积累。之后，她组织了十位在宋辽金各专题史领域各有所长的专家参与《金史》修订。

    修订工程在点校本实绩基础上开展，既要复核原点校本的工作，还需吸收新见资料以及学术成果，工作的重要原则，是程序保证质量，具体体现在校底本、版本校、长编制、吸收前人成果、外审以及编校工作等各方面。

    比如校底本。底本是新出版前用作文字依据的最主要本子，校对之前，并不知道点校本与真正的底本之间文字差异有多大。各史情况不一，不同时段完成的点校本处置方法和结果也不同。不少点校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并且不出校记，当年是为了满足普及的需要，而现在则通过校底本，明确底本是不是这个字，根据哪个本子修改。《金史》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又参校了殿本、北监本，并且择善而从，现在为了知道和百衲本到底有多少差别，一一加以复核。用蔡美彪先生的话说，校完的新校记，哪怕是零也是成绩，因为知道了点校本和底本的差别究竟有多大。

    版本校要严格，是程序保证质量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二十四史历经抄写刊刻，形成不同时期的版本，时有异文，为流传过程中各种情况所导致，哪个更接近作者的原本，哪个更接近史实，千差万别，决定了版本校必须严格。书局在修订初期，为各史准备了工作本，不是径以点校本工作，而是提供了版心小幅面宽的形制，方便将异文一一记录在案，避免仅凭校对者第一次的判断取舍，决定哪些留痕哪些抹去。新的修订本《金史》，除校底本、复核殿本、北监本之外，还新校南监本、永乐大典本、晚清同光时期的五局合刻本，在版本的使用上有很大的提升。

    二十四史修订的另一规定动作，是做长编，需要每卷逐句过关，调查有无版本异文，前人研究对所涉史实有无不同校勘意见，将原书卷、页、文字、校勘点、前人成果、文本逐一记录，最终作出自己的判断，建议出不出校、改不改字。可能一般人看重学术论著论文，小看校勘记，认为古籍整理就是标点而已，然而真正致力于此才会发现，往往一本薄薄小书，整理下来也会有几条十几条点不断、弄不清楚意思的句子。据说当年武汉大学职称评审时有评委认为，协助唐长孺先生整理北朝四史的陈仲安先生没有著作，唐先生在会上说，“陈仲安先生的每一条校记，都抵得上你们的一篇文章”，这正是甘苦之言。

    慎选底本、严校各本、撰写长编之外，还需要广泛收集历代尤其清代以来至当代有关本史的研究成果，择取能落实到文字校勘者加以吸收。我们可以想象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老先生们，其实是拿着线装书，凭学养去标点，对专门性问题靠研究解决，当时实际达到的整体学术水准非常高。相比之下，得益于近年的科技发展，我们可以借助数据库，利用各种电子手段广泛搜检，因此新一轮修订工作当中文献使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此前。

    经过数道工序的打磨，修订稿进入审读和编辑加工环节。审读中，书局会邀请组外专家外审，从学术角度再把关。《金史》136卷即做了全覆盖的外审，顺利出版也凝聚了不少学界专家的心血。编辑中，修订组提交的每一条长编、每一条校记都经复核，编辑意见逐一反馈给修订组再核实，要求给出明确意见是否赞同。史文校记合排后，书局专职校对还要进行至少两轮校对，一是“校底本”，二是“校点校本”，从而清晰认识底本、点校本、修订本之间的差异。校出的所有异文需要经过编辑组和修订组再确认，就这样丝丝入扣，保证了每一种修订本的精益求精。

    一个甲子，记录着一代代学人层累的历史。

    （作者：马 婧，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