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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9日 星期六

    丝丝入扣 字斟句酌

    ——《金史》修订本出版始末

    作者:马 婧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9日 12版)

        点校本《金史》修订本 中华书局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百衲本影印元刻本与明覆刻本 中华书局藏

        编者按:《金史》点校本自1961年开始着手,至1975年出版,历经了14载光阴。《金史》修订本从2009年修订方案评审通过,至2020年出版,历经十余个春秋。点校本筚路蓝缕,提供给读者经分段、标点、校勘的可阅读之本,从图书馆之秘藏刻本分身千万,走向千家万户,功莫大焉。修订本在点校本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在校勘、标点、版式等多方面都有提升。半个多世纪,从整理规范到版式设计,从刻本到点校本再到修订本,无时无刻不蕴含着古籍整理初始阶段以学术为重、以读者为重的探索与追求。

        2020年2月,点校本《金史》修订本上市,这是自2013年本系列《史记》面世以来,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九种。此后还有《梁书》修订本的出版。《金史》是元朝脱脱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记载了女真完颜氏部族时代、金朝建国至灭亡的百余年历史。全书135卷,另附《金国语解》一卷,将近两年即纂成,在元代官修的宋辽金三史中,成书时间最短,但被评价为“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赵翼《廿二史札记》)。在二十四史中,修撰质量亦居上乘。然而,历代只有刻本、抄本流传,未加标点分段,不便今日读者阅读。其点校本乃至今日之修订本,皆为适应新时代读者需求而生。

        《金史》点校自1961年开始,至1975年出版宣告完成,前期在著名民族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翁独健教授牵头组织下,由中央民族大学傅乐焕先生具体承担,1966年中止。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后,由张政烺先生继续完成,中华书局崔文印先生完成责任编辑工作。

        据档案记载,1964年12月底傅先生向书局提交了《〈金史〉校点工作进行情况与问题》的工作报告,对《金史》底本、前人成果、本校、他校和标点情况详细分析说明,并另附专文讨论《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使用异名的情况和处理办法,实为对此前工作的小结。这一时期自1963年以来,全国京外承担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教授先生们,集中入住北京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校史,傅乐焕先生是在京学者中唯一一位住书局校史者。他在前述报告中,提出需500个工作日完成《金史》的135卷工作。遗憾的是,未及完成,1966年5月傅先生自沉于陶然亭公园湖中。

        1971年以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继续开展,《金史》工作由张政烺先生负责,崔文印先生承担编辑整理工作。不同于专擅某方面的研究专家,张先生的学术成绩表现在多个领域,在古文字尤其是金甲文研究、版本目录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皆有建树。他曾负责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管理和采购,多购藏线装古籍,也曾参加马王堆汉墓文书整理小组,擅楷书隶书,书局80年代出版的重要出土文献类图书多请他题签。

        张先生与书局的一层因缘,是开展《金史》有关工作。从1971年开始,张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启功先生等一样,集中在王府井大街36号书局大灰楼,共同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金史》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曾撰文介绍,张先生风趣地把点校称为“贴胡子”和“拔胡子”。当时编辑处理书稿,查找资料的情况、对标点校勘的意见不能直接写在稿中,而是写在浮签即纸条上,贴在稿中疑问处。一本书责编一审完,贴满“胡子”,有待张先生和二审、三审领导逐条在浮签上写意见,明确赞不赞同、出不出校,不必写入点校本的“胡子”再拔掉。崔先生回忆,自此至1975年《金史》点校本出版,张先生日日与自己相对而坐,共同工作了四五年,完成了136卷《金史》的整理。

        回顾二十四史点校的过程,由一位学者领衔,下边多位学者参加,一所高校或研究机构承担,对于承担单位某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对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的成长也大有裨益。《金史》就是典型代表。金代有关史料本来不多,但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辽金元基本典籍,其中很多都是由书局《辽史》《金史》《元史》责任编辑担任整理者的。《金史》的责任编辑崔文印先生,整理完成了《归潜志》《靖康稗史》等,《元史》责任编辑姚景安先生也整理出版过《元朝名臣事略》。这个工作需要数年如一日,面对一个专题下深功夫一句一句梳理过,有关正史的点校整理正是工作基础。

        从2005年开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拉开帷幕。工作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任继愈先生、何兹全先生、王锺翰先生、蔡美彪先生等以及数位当年曾经承担具体工作的老先生,参加了数次编纂工作会议,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上还写了书面发言稿。各史修订工作,书局确定主持人和承担单位,一是首选延续当年优势、学术团队稳定的学术重镇,如北朝几史仍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担。二是希望由近年在断代史、专题文献研究方面有重大进展、实力雄厚的学术机构承担,如《五代史》《旧唐书》交复旦大学陈尚君老师的团队负责。《金史》修订方面,傅先生、张先生已仙去,按照这样的原则,最终决定聘请吉林大学历史学院程妮娜先生承担。程先生一直致力于东北史乃至辽金史的研究,在辽金政治制度史方面深有造诣,在跟随导师张博泉先生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对金代的文献研治也有很多积累。之后,她组织了十位在宋辽金各专题史领域各有所长的专家参与《金史》修订。

        修订工程在点校本实绩基础上开展,既要复核原点校本的工作,还需吸收新见资料以及学术成果,工作的重要原则,是程序保证质量,具体体现在校底本、版本校、长编制、吸收前人成果、外审以及编校工作等各方面。

        比如校底本。底本是新出版前用作文字依据的最主要本子,校对之前,并不知道点校本与真正的底本之间文字差异有多大。各史情况不一,不同时段完成的点校本处置方法和结果也不同。不少点校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并且不出校记,当年是为了满足普及的需要,而现在则通过校底本,明确底本是不是这个字,根据哪个本子修改。《金史》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又参校了殿本、北监本,并且择善而从,现在为了知道和百衲本到底有多少差别,一一加以复核。用蔡美彪先生的话说,校完的新校记,哪怕是零也是成绩,因为知道了点校本和底本的差别究竟有多大。

        版本校要严格,是程序保证质量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二十四史历经抄写刊刻,形成不同时期的版本,时有异文,为流传过程中各种情况所导致,哪个更接近作者的原本,哪个更接近史实,千差万别,决定了版本校必须严格。书局在修订初期,为各史准备了工作本,不是径以点校本工作,而是提供了版心小幅面宽的形制,方便将异文一一记录在案,避免仅凭校对者第一次的判断取舍,决定哪些留痕哪些抹去。新的修订本《金史》,除校底本、复核殿本、北监本之外,还新校南监本、永乐大典本、晚清同光时期的五局合刻本,在版本的使用上有很大的提升。

        二十四史修订的另一规定动作,是做长编,需要每卷逐句过关,调查有无版本异文,前人研究对所涉史实有无不同校勘意见,将原书卷、页、文字、校勘点、前人成果、文本逐一记录,最终作出自己的判断,建议出不出校、改不改字。可能一般人看重学术论著论文,小看校勘记,认为古籍整理就是标点而已,然而真正致力于此才会发现,往往一本薄薄小书,整理下来也会有几条十几条点不断、弄不清楚意思的句子。据说当年武汉大学职称评审时有评委认为,协助唐长孺先生整理北朝四史的陈仲安先生没有著作,唐先生在会上说,“陈仲安先生的每一条校记,都抵得上你们的一篇文章”,这正是甘苦之言。

        慎选底本、严校各本、撰写长编之外,还需要广泛收集历代尤其清代以来至当代有关本史的研究成果,择取能落实到文字校勘者加以吸收。我们可以想象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老先生们,其实是拿着线装书,凭学养去标点,对专门性问题靠研究解决,当时实际达到的整体学术水准非常高。相比之下,得益于近年的科技发展,我们可以借助数据库,利用各种电子手段广泛搜检,因此新一轮修订工作当中文献使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此前。

        经过数道工序的打磨,修订稿进入审读和编辑加工环节。审读中,书局会邀请组外专家外审,从学术角度再把关。《金史》136卷即做了全覆盖的外审,顺利出版也凝聚了不少学界专家的心血。编辑中,修订组提交的每一条长编、每一条校记都经复核,编辑意见逐一反馈给修订组再核实,要求给出明确意见是否赞同。史文校记合排后,书局专职校对还要进行至少两轮校对,一是“校底本”,二是“校点校本”,从而清晰认识底本、点校本、修订本之间的差异。校出的所有异文需要经过编辑组和修订组再确认,就这样丝丝入扣,保证了每一种修订本的精益求精。

        一个甲子,记录着一代代学人层累的历史。

        (作者:马 婧,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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