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视角下鸠摩罗什的翻译实践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重要中西文明互鉴使者——鸠摩罗什，作为历史上佛教融入中土文化、汉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人物，鸠摩罗什在古代史、古代翻译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也就是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大致在我们今天新疆库车县。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是天竺人，鸠摩炎家世非同一般，在天竺当地世代为国相，鸠摩炎后来辞去相位，一路东行，跨越葱岭来到龟兹。龟兹王甚敬慕之，请为国师，又将己妹耆婆嫁给鸠摩炎，后来就生下了鸠摩罗什。

    龟兹国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的国家。据《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七岁便随母出家，深受佛学教义的熏陶和教养。据说，他10岁时，佛学教义就已经很深了，跟人辩论，好多人都辩论不过他。到了12岁的时候，鸠摩罗什就已经能够开坛讲法，由此在西域诸国名声大噪。20岁时，鸠摩罗什便被龟兹国王奉为国师。

    鸠摩罗什学法时就曾对其母亲说，他要去东土，要到东方去弘扬佛法。当时的中原佛教领袖是释道安，他向当时的前秦皇帝苻坚推荐了鸠摩罗什，希望苻坚能将鸠摩罗什请到长安来弘法。苻坚在请鸠摩罗什入住长安这件事上是十分赞成的。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思想统治领域的考量——一直以来，苻坚都希望有一种思想力量能够安抚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与此同时，苻坚当时也在积极准备南下。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发生于这个时期。当时苻坚希望他治下能有一种思想体系，与对峙的东晋王朝的儒学思想有所差异或者抗争，而鸠摩罗什可能成为苻坚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重要推动者。于是，当释道安提出要邀请鸠摩罗什来长安说法之后，苻坚便下令当时经略西域的大将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回长安。不过在吕光带着鸠摩罗什启程返回长安，行军到凉州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吕光突然得到消息，前方淝水之战苻坚大败，而且已经被其部下杀死，前秦覆亡。吕光由此在凉州自立为王，这就是后梁政权。随军的鸠摩罗什也就只好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客居凉州之旅。

    客居凉州的17年，鸠摩罗什利用这段时间潜心学习汉语以及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17年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为鸠摩罗什日后将中西语言文化融会贯通打下坚实基础。到了公元401年，当时的后秦国王姚兴崇信佛教，他发兵后凉，将鸠摩罗什迎回长安，拜其为国师。自此，鸠摩罗什入主逍遥园，开始译经说法招弟子。

    姚秦时期，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在当时得到了国家支持，因此，跟着他的弟子越来越多，鼎盛时期甚至达到5000多人。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人集团，同时也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翻译集团。这个集团内部有当时社会文化界的许多俊杰。跟着鸠摩罗什学习佛经翻译的弟子道生、僧叡、道融、僧肇，后来都成为佛教宗派的开山立派之人，诸如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成实宗直接起源于鸠摩罗什译经，而禅宗、净土宗、律宗则是受到了鸠摩罗什译经的间接影响发展壮大起来的。

    虽然鸠摩罗什的个人经历还有争议之处，比如就有人批评鸠摩罗什两度破戒、两度娶妻等等。不过，从翻译角度来看，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和实践，在翻译史上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

    鸠摩罗什译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将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性，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而且还能够在其他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发展和创新。历史上的佛教中土化过程，实际也是外来的佛教文化在融入中华文化后进行的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鸠摩罗什所译经纶有35部，共294卷。现在的许多佛经仍旧沿用鸠摩罗什的译本，没有太大的更改，例如《妙法莲花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十二门论》《成实论》《金刚经》等。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特点有二：重达旨，重文体。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重达旨。他不仅能够做到充分理解原文，忠实于原文的基础，还能够做到语言的流畅和优美，从而既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情趣，还让佛经译文具有韵律感。这种韵律感，可能和他长大的龟兹地区的音乐文化发达有一定联系。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重文体。他认为，一切内容都要依存于形式的存在而发展下去，正所谓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好的文体形式才能够有助于更好传达译本的原意。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创造了一种新式文体，我们称之为谒体，就是说将原本是散文文体的梵文佛经汉译为五言的无韵诗的文体。

鸠摩罗什译经特色及对汉语言的影响

    鸠摩罗什译经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史上以及中西文明互鉴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他首开意译之风、创新式译经体。梵文和汉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鸠摩罗什在翻译的过程中，将佛教的语言、文体、风格、语法以及它所蕴含的比喻等，通过翻译的手段进行再现和融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这个再创造过程，他还兼顾了汉语语言习惯。1600多年来，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本一直被采纳，原因之一就是他改掉了此前的直译和硬译。由于鸠摩罗什客居凉州17年，其汉语语言能力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能够支持他对汉语佛经译本进行这样一个再创造。所以他才能不再拘泥于梵文的文本形式，将重心放在经文原意上，不再是死译。因此，后世人读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本，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兼具梵文与汉语特色的调和之美。

    鸠摩罗什佛经译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专有名词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在他的翻译之下，古印度梵文中的一些词语进入了汉语词汇，并沿用至今，从而丰富了汉语词汇和汉语语言文化。比如菩萨、神通、清净、极乐、微妙、如来、慈悲、智慧、因缘、境界等词，这些原本都是梵文的音译词。鸠摩罗什在音译专有名词过程中，还努力坚持译名的统一，避免一词多译。一致性，是翻译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鸠摩罗什率先对一些专有名词译名进行统一，比如菩提、舍利、罗刹、罗汉、夜叉、沙门、比丘、释迦、佛陀、弥勒等等。

    历史上的汉译佛经扩充了汉语词汇量，对汉语语法产生深远影响。梵文本身简洁明白，流畅易懂，汉译经文也应当简洁易懂。六朝时期的佛典中，摒弃了骈文的浮夸绚丽之风，开始使用“把”“着”“了”“过”等句式，其次，文言文中表判断句式的“者”“也”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在佛经很多抽象概念难以翻译时，要遵循“方便”的原则，译师都会采取贴近平民的句式，而摒弃复杂冗长的句式。同时，汉译佛经也存在大量倒装句、提问句和解释句，这些句式变化也给当时汉语带来冲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白话文书面语的产生。

    除句式变化外，很多字的语法功能也发生了转变。这里我们以“去”字为例，“去”字作为核心动词，既能单用也能连用，作句子的谓语成分。在南北朝时期，“去”字承担了连续虚化的功能，逐渐与核心动词语义关系变得疏远，从“双核心结构”变为“单核心结构”，作为整个句子所表达事态的补充成分，由核心动词变为补语动词。“去”字的变化体现了实词语法化过程的一般特点，也揭示了中古汉语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方向发展的趋势。与“去”字有着类似变化的字还有很多。

    此外，鸠摩罗什还开创了译场翻译法，这是由官方主持的一种集体翻译法，建立了一套传译的程序。鸠摩罗什的译场翻译法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集体的翻译活动，在传译的程序上，设有译主、度语、证梵本、证梵义、笔受、润文、证义、校勘等等。这种译场翻译方式直接影响到200多年后唐朝玄奘的翻译实践。玄奘从印度求法，将佛经带回长安翻译时，也组织了译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借鉴了鸠摩罗什的做法。

鸠摩罗什译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化素来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色而享誉世界，而历史上鸠摩罗什汉译佛经之后所带来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为中华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丰富文学内容

    佛经汉译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古代文学内容增加了更多丰富多彩的写作题材。鸠摩罗什所译佛典中的故事，无论是在写作题材还是情节内容上都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成为若干古代故事流变的起源或重要情节依托。印度佛经中所蕴含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大多来自古印度当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尤其是神话传说。例如太子舍身喂虎、九色鹿、长寿王等佛本生故事。这些内容很多都融合到了后世中国文学的创作中来，比如后世唐代变文中的“经文”故事便大多来自鸠摩罗什所译的佛典故事。鲁迅先生也曾在《痴华题记》中提及：“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由此可见，鸠摩罗什的译经对后世文学内容的影响之大。在那个鲜有人懂梵文的时代里，鸠摩罗什的佛经汉译文本为中国古代文人开阔眼界、打开文学思路提供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契机。

    丰富文学体裁

    佛学经典作为古印度上层社会所流行的古典梵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文体大多是“大诗”文体。所谓“大诗”就是指印度古代文学中的长篇叙事诗，例如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等，而其内容又多来自当地的史诗传说。

    佛学经典的这一行文方式对后来中国小说、戏剧、平话等的发达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土的叙事文本虽然早已诞生，但是一度因为失之于简略，无法独立出来自成一体。而佛经受到古印度文学民间故事以及梵剧叙事习惯的影响，在鸠摩罗什将佛经独有的文体格式汉化后，其他的古代文人得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从而有了进一步的创作发展，最终衍生出了后世的散文文体。学者李小荣也曾言：“散文”最早出现于佛经翻译中，也就是相对于偈颂而言的佛经文体。

    佛教经典时常以叙事加议论描写的方式展现出一个个带有佛教义理的古印度民间故事和传说，正文由白话散体的对话和叙事组成，而文末常夹有韵文体的偈颂，韵文的谒语通常是起到总结概括全文的作用。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为了强调前后两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十分注重在韵体和散体的过渡段中间加上“说谒语或即说谒语”等文字。之后，东晋僧侣利用“唱导”方式传播佛法，而后又被文学创作者融入中国民族诗文体裁中，形成了带有民间歌曲因素的全新文体——变文。此后，诸如平话、弹词、宫调、宝卷等新式文学体裁又在变文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最终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进步。

    丰富文学语言

    佛经翻译之初，平叙直白的翻译风格一直占据上风，此法曾风靡一时。鸠摩罗什的汉译风格却更加崇尚“文饰”，追求“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翻译理念。强调在不偏离原文的前提下，用更加符合汉语习惯的语言进行佛经翻译。鸠摩罗什极力反对“质白”，认为一味强调译文质朴，只会让翻译作品呆板僵硬，了然无味，不利于后世传承。而当时鸠摩罗什所处的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风格本身也正开始趋于华美，注重“文质”和“辞体”，讲究语言辞藻之华丽。例如曹丕和陆机便曾言“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因而，平叙直白的翻译方式也是不符合当时文学潮流的，鸠摩罗什在翻译中，重视译本的文采藻饰与音律，兼顾源语言的“质”与译入语的“文”，极尽汉语言文学动人心魄之美。而他这一顺应潮流的做法，反过来又进一步地推动了汉语言文学当时推崇辞藻华丽之风的潮流。

影响与评价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对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鸠摩罗什提倡讲经和译经相结合，既是翻译场所又是学术交流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开创了一种讲学之风，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一种求新和求真之风。鸠摩罗什同时培养了一批佛学家，促进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扬，进而影响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

    鸠摩罗什逝世后的1600多年间，其所汉译的佛学经典一直被沿用，广受认可及赞誉。梁启超先生也称鸠摩罗什是翻译界的第一流宗匠。不仅是“一流”， 还是“宗”，“宗”是什么？“宗”就是开创，“匠”是什么？“匠”就是指翻译的方法技巧。应该说，能够称之为“宗匠”的人，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人。在翻译界，有的人懂理论却未必会实践，有的人能实践但遗憾的是缺乏理论深度，而鸠摩罗什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所以被称之为“宗匠”。

    而且，中华语言文学的各个方面也在各种程度上受到鸠摩罗什的汉译佛经的影响，比如文本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文学题材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了；语言词汇也更加五彩缤纷。除文学之外，他的翻译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哲学、医学、美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

    文化只有交流，只有互鉴，才能不断发展，才能做到民心相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鸠摩罗什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促进中西文化互鉴、中西文明融合的古代文明使者，他通过翻译实践，将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以及他们的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汉语体系和梵语体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通过翻译作品，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是鸠摩罗什翻译工作的最大贡献。

    可以说，鸠摩罗什既是文明互鉴的先驱，也是文化交流的先驱。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史上、翻译史上，尤其在古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鸠摩罗什是一个作出很大贡献的人物。当如今的我们回顾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汇之时，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他是促进中西文化文明互鉴、文明交融的使者，同时是丰富中华文化的先驱以及文化的开拓者，更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