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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看发展、强信心（之八）】
编者按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总书记对敦煌文化的重视与关注，体现了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倡世界文明交流、互学互鉴的一贯主张。这些重要观点，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有多处呈现。在总书记考察敦煌研究院一周年之际，光明智库特邀结缘敦煌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文物保护工作者等讲述亲历，并请专家畅谈思考，从中感受文明力量、文化情怀，共同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金句摘登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一线讲述】
择一事，精一学，终一生
讲述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敦煌与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长郑炳林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讲话始终萦绕耳旁，激励我不断加强敦煌学研究。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对敦煌这一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重新检视和高度肯定，为敦煌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1981年6月，为推动敦煌学研究，我在兰州大学留校任教。近40年来，我信守当初向组织许下的诺言，坚守在大西北土地上，将敦煌学研究所发展成为目前国际敦煌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资料的中心。
从2009年起，我进行了十年不间断的敦煌碑铭赞修订研究工作。2019年11月，130万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出版发行，80万字的《敦煌碑铭赞研究》已经完成。这十年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不断挖掘敦煌历史文化资源，为改变中国敦煌学研究一度落后的状况、引领学术研究发展而不懈努力，成效显著。
我曾经提出，敦煌学研究必须“西进东出”，把敦煌学置于国际背景下，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研究敦煌就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就得关注中亚历史，就应当同中亚地区各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开展合作，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敦煌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敦煌文献的总数、收藏单位、收藏情况等仍然成谜。为了更好地“解谜”，应将世界各地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信息和论著等汇集起来，建立信息库，并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数字化回归。近年来，我带领敦煌学研究所进行了大量调研，对五万个卷号进行数字化采集。我们还将对全国其他省区市以及海外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采集，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
择一事，精一学，终一生。面对近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可喜成绩，我深深感到：要让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占领制高点，仍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学者发扬莫高精神，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不断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敦煌文化，因交融而璀璨
讲述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张先堂
2019年8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回想起来，仍然心潮澎湃。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为敦煌学国际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记得近20年前，我在东京艺术大学读到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论文《从巴米扬到敦煌》、考古图录《巴米扬石窟》，知晓了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与我国敦煌石窟的联系，萌生了一个愿望：如果能沿着丝绸之路去考察巴米扬石窟，那该多好！时光荏苒，2018年3月，由我带领7位同事组成的敦煌研究院专家考察团终于要奔赴阿富汗了。而临行两个月前，喀布尔洲际大酒店发生恐怖袭击死亡20余人，亲友都为我们担心，甚至劝我们别去了。但圆梦的渴望激励着我们勇敢出发。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全力帮助和巴米扬省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历时8天顺利考察了巴米扬地区的多个石窟遗址。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专业团队第一次对巴米扬石窟进行多专业的学术考察。我们拍摄采集了大量第一手图片、视频资料，在巴米扬石窟的结构形制、壁画塑像制作方法、遗址保存状况、与中国石窟的异同关系等多方面获得了真切直观的认识，这为我国学者进一步开展敦煌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些年来，我院与法国学术界互动频繁。我曾先后两次应邀赴法国科学中心东亚文明研究所、远东学院做访问研究，接触到许多法国敦煌学者，他们对中国学者之友好、中文之流利、论文选题之极具特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几位法国青年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情令我感动，使我萌生了帮助他们来华考察的愿望。近些年来，依托我院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平台，我曾协调联系多位法国学者来敦煌考察遗址、进行研究。通过这样的互动，不仅使中国学者走到法国，也使法国学者走入敦煌，深化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我从事敦煌学研究已三十余年，敦煌最吸引我的元素之一，是文化的交融、历史的积淀。这种超越语言、国别、时间的魅力历久弥新，令我矢志不渝。愿这种交流合作长盛不衰，让敦煌文化更加璀璨。
以“匠心”坚守文物保护事业
讲述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 郭青林
1998年，我还是兰州大学地质学专业一名大三学生。一天，班主任张老师叫我去他办公室：“青林，敦煌研究院想在我们班招一名学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要求是吃苦肯干，最好家是甘肃的，我想推荐你去。”一听这话，我愣住了——那时的我对敦煌莫高窟和文物保护了解得很少，对敦煌研究院也没有概念。
过了几天，时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旭东来学校找到我。他告诉我，敦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却是一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他宽慰我说，他初去敦煌时也不太懂文物保护，都是在团队前辈们的带领下，边工作边学习。我们聊得很投缘，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下定了决心。
那时从兰州去莫高窟，交通非常不便：先坐将近1天的火车到达柳园站，再坐2小时汽车到达敦煌市，换乘汽车再走半小时才能到达莫高窟。辗转一路，越往前走，窗外的绿色就越少，我的心也渐渐有些荒凉。
这里的生活条件的确艰苦，但前辈们非常重视人才培养，想方设法帮我们尽快融入。樊锦诗院长抽出时间和新来的大学生共进晚餐，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时任副院长兼保护研究所所长的李最雄先生，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他都会准时回到办公室工作。在他的带动感染下，我们年轻人也养成了每天晚饭后回所里的习惯，有工作时就忙工作，没有工作就看书学习。很快，我的心就静了下来。
当时研究院正在开展与国际知名文物保护机构的合作项目，我们新来的同志有幸参与其中。等我们有一定文物保护基础后，院里又组织举办三国四方壁画保护研究生班，并敦促我们报考兰州大学研究生。就这样，我从一个地质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一步步成长为文物保护方面的博士研究生。将外国专家“引进来”，将骨干人才“送出去”，这样的培养模式，令我深受其益。
出乎很多人意料，偏居一隅的敦煌研究院，竟然一度成为全国文博系统里博士最多的单位。正是敦煌研究院长远的发展眼光和高规格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大批人才迅速成长，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物保护是慢工出细活：工作分工非常细致，项目开展动辄延续十几年。几代莫高人忘我工作、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和对事业的无限热爱，激励着我们年青一代。我们要将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不断增强科研能力和文物保护实力。我相信，这是对莫高精神的完美阐释和最好体现。
以饱满热情舞出敦煌至美
讲述人：兰州歌舞剧院舞剧《大梦敦煌》“月牙”扮演者 陈彦汀
最早接触《大梦敦煌》，我还是个懵懂的孩童。第一次看到前辈演出的那一刻，我就被这个剧目深深吸引了。没想到，多年后我真的成了剧中的“月牙”。初次登台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与忐忑。舞台上温暖的灯光包围着，亲切而熟悉的旋律萦绕着，我很快就沉浸其中。
无论是海内外巡演、重大活动演出，还是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惠民演出，我都深切感受到观众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尽管舞剧没有一句台词，但观众们都专心致志、沉浸其间。
每次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演出活动，剧组都很累。我们要在不同地点连续演出很多场次，仅高强度的拆、卸台工作，对演员的体力就是一种考验，可我们却乐在其中。我很喜欢在演出后关注学生的留言。看到他们因为欣赏剧目而激起了对敦煌文化的向往和热爱、对人生理想的坚定与执着，所有劳累瞬间都被治愈了，我感到自己发挥了文艺工作者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作用。我和许多热爱艺术的大学生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大梦敦煌》让我收获了纯真的友谊。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勉励与嘱托让我深受鼓舞，时刻激励着我以饱满热情投入到演出和创作排练中。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专业舞蹈演员，我会珍惜每一次演出机会，用舞姿让更多人感受到敦煌文化的至美。
与敦煌学研究“青春同行”
讲述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 刘 丹
结缘敦煌学，始于兴趣。高中时期的我喜欢背诵诗歌，偶然听说《秦妇吟》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鸿篇巨制，失传一千多年后才在敦煌被重新发现，立刻心生好奇。当时我在巴东上学，山区相当闭塞，历经周折才获得了一份《秦妇吟》的打印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晨读，我终于背下了这首1666字的长诗。考上浙江大学后，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有次为了写论文搜肠刮肚寻找积累的古文，却发现沉淀最深的还是那篇《秦妇吟》。
有了前面的种种因缘际会，读研时我便选择了敦煌学。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万号写卷，多是残卷，有的残卷本来同出一源，却在近代列强的掠夺下天各一方。我最先接受的训练，便是缀合这些卷子。我选择了佛经《摩诃僧祇律》，把其中的54号残片缀合成14组，成果发表在《敦煌学辑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
去年12月，学校主办了“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博士论坛”，主题是“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邀请了来自剑桥大学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师生参加。我有幸获得了和国内外优秀敦煌学学者交流的宝贵机会。这次交流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敦煌是不同文明交流会通的大花园，中外交流合作是敦煌研究的应有之义。
如今，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数字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的赋能下，敦煌学研究迎来了更加明媚的春天。我愿和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共同投身于这项事业，为敦煌学研究注入青春力量。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之殷、宋喜群、张胜、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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