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着力点

    【光明学术笔谈】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与敦煌文献整理，是敦煌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焚膏继晷，先后相继，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整理研究著作，推动了我国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多数方面都站在世界前列。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多年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以及敦煌文献的整理，如何承前启后，超轶前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呢？需要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使资料更全。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但就敦煌学研究而言，在相当长时间内，这只能是一个奢望。敦煌文献作为文物与文献的双重属性，使之长期被作为特藏珍藏，束之高阁，访查不易。较早的时候，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依以为据的，主要是《敦煌掇琐》《敦煌杂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资料》《敦煌变文集》等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难免先天不足。比如变文文本的整理，是敦煌语言文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先后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汇编之作，成绩巨大。但限于条件，现有的敦煌变文专集所收主要来源于英、法、中三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部分藏品，未能收入的变文写本仍然很多。现在随着这三大馆藏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品的全部刊布，加上中国书店、首都博物馆、傅斯年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杏雨书屋等海内外公私藏品的陆续出版，又发现了大批新的变文写本，包括《孟姜女变文》《破魔变》《降魔变文》等原有篇目的新本和《佛说八相如来成道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新的篇目。据不完全统计，有待增加的变文写本已达近百号之多。随着这些新的变文写本的发现，编纂一部真正的敦煌变文“全集”的计划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就具体的文本或单个的字词考释而言，资料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博士”一词，《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为“有技艺的人”，但书中所举敦煌写本用例仅音声“博士”、泥工“博士”二例，其实敦煌文献中还有卜博士、医学博士、国子监博士、经学博士、道学博士和塑匠博士、造床博士、修油梁博士、木博士、造园博士、叠墙博士、写博士、铁博士、点釜博士、错锯博士、团锯博士、擀毡博士、起毡博士、煮盆博士、剪羊博士、团尖子博士等二十多类，包含古代学官和有某种技艺的人两层意思。显然，只有掌握的写本资料更为全面，字词的训释才能更加完备和准确。

    使研究更精。由于材料的限制，早期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做校录工作，整理是局部的、点式的，整理者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现在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敦煌文献收藏物的陆续影印出版或在网络上公布，一般学者都已能看到绝大部分的写本原卷（黑白图版甚至彩色照片），资料获取的条件极大改善，从而大大拓展了人们研究的视野，为更系统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比如敦煌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巨著”，但此前各种专集所收仅七个残卷，所演绎的经文，全在本经前五品，而全经共有十四品，即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讲经文尚未发现；即使在前五品中，所存讲经文也残缺不全，如《西陲秘籍丛残》本尾题“文殊问疾第一卷”，是演绎经文《文殊师利问疾品》故事的卷次，整个文殊问疾故事共有几卷，已不可知了（参见项楚《〈维摩碎金〉探索》，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让人惊喜的是，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维摩诘经讲经文》写本。如BD15245号，卷轴装，前残，存11纸，末题“文殊弟二终”，正是上述“文殊问疾第一卷”的续篇，且二本字体、行款全同，内容亦先后大致衔接，可以断定乃同一写卷之撕裂部分。该卷上承《西陲秘籍丛残》本，谓文殊师利率众抵达维摩诘住处，转达释迦牟尼问候之意，并询问维摩诘得疾之由；卷末云“会中有个声闻怪，独自思量暗起猜：为见众人无座位，如何作念唱将来”，则预示其下一卷将演绎《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作是念：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以下的内容，可见该卷之后必另有续文，只是目前暂未发现，我们期待着新的奇迹发生。又如S.8167号，残片17行，《英藏敦煌文献》拟题“押座文”“第一世间医偈”，实则这是从《敦煌变文集》等书业已收录的《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号）上掉落下的残片。缀合后如图1所示。

    二号衔接处断痕吻合，其中S.8167号残片第3行“行行烈（列）座前”句后三字、第16行“眼深岂易剜来减”句前三字均有若干残笔撕裂在S.4571号，缀合后则密合无间。二号缀合以后，原来失散的文献得以补充，《英藏敦煌文献》错拟的标题得以纠正，断裂的文句也就基本完整无缺了。

    使图版更清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散在海外的我国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文献为例，随着英藏、法藏、俄藏、日藏文献的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如果能与海外主要收藏单位商谈敦煌写卷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凭借现有的摄影技术和印制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仿真彩色印制，实现流散敦煌文献的“回归”。

    上述想法要付诸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应该鼓励敦煌文献的整理著作通过向藏家购买彩色照片的形式，提高录文的质量，最好录文后附上彩色照片，图文对照，方便比对原文。60多年前，王重民等在整理敦煌变文时，曾提出校印本、选注本、影印本的系列研究计划。所谓影印本，就是“将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罗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专门研究的人使用”（《敦煌变文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实施。其实，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有鉴于此，在项楚亲自擘画领导下，笔者参与组织编纂的《敦煌变文全集》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之中。我们试图把《敦煌变文集》编者设想的“校印本”和“影印本”合二而一，推出一部图文对照的真正的敦煌变文“全集”。我们相信，在这样高质量的全集基础之上，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将进一步走向深入。

    （作者：张涌泉，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敦煌变文全集”“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