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光明学术笔谈】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敦煌学界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工作。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遗书图版的主体部分都是黑白图版。由于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朱笔校改或句读，这些朱色墨迹在黑白图版上很难看清；又由于敦煌写本写于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有的墨迹已经脱落；有的写本有很多污渍，污染或遮蔽了原来的文字。这类文字在黑白图版上也很难辨识。如果是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黑白图版存在的问题。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已经实现了全彩写真印刷。而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下册）则更进一步，包括所收全部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比较而言，敦煌遗书的黑白图版已经明显落伍了，需要重新编纂出版全彩写真图版，必要时需另加红外摄影图版。也就是说，敦煌遗书的图版和释文等都需要用新的编纂和印制范式升级换代。这项工作既需要国际协作，也需要敦煌学家和出版家的通力合作，希望能在十至二十年时间内完成敦煌遗书图版的升级换代。

    同时，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也需要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对敦煌遗书的文献学整理，绝大多数是对敦煌文献文本的集录和校勘。而再整理则是对原来文字版的修订或补充。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分类整理文本附有所收全部文书的高清彩色图版，而且文书文字部分和图版均采用彩印模式。这是新的升级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其代表是王淑民的《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分类整理文本附有高清彩色图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核对释文。

    未来的敦煌分类整理本都应该是图文对照本，即包括文书释文和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图文对照本的排版格式应该是彩色图版和释文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页面，采用这种图文对照的排版格式，再加上适当加大书籍开本。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过去完成的分类释录本都有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仅释录某类文字再加几张黑白或彩色图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已经过时了。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类录校本，是最近20年内敦煌学界应该完成的任务。

    需要升级换代的，还有敦煌遗书总目录。由于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又散在世界各地，编纂一部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最全的敦煌遗书总目录是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反映的是50多年前的情况，当然未能包括其后出版的俄藏目录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陆续公布的很多公私藏家目录。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不仅没有收录1962年以来国内外新公布的公私藏家目录，还删掉了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散藏目录，只收录了英藏（著录到6980号）、法藏和国图藏品目录。这样看来，编纂一部新的真正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还要积极探索用新的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当然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会有交叉或重合。所谓文献学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释读和写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内容。历史学的范式则是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比较而言，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献学工作，利用史学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我国学界从文献学范式转换为历史学范式比较成功的课题是有关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和平完成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基本完成了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文字释录和定性、定名、定年等文献学范式所应处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吴丽娱通过《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深入探索了书仪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书仪自身发展的背景（渊源、发展和流变及其原因），以及书仪与礼、政治、制度、习俗的交互影响，这就使敦煌书仪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这个个案值得其他领域借鉴。

    敦煌遗书的主体是印刷文本流行之前的手写文本。学界最初主要关注的是敦煌写本的文字内容，对写本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多。进入21世纪以来，专门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悄然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范式，成为敦煌学的新的分支或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不仅在敦煌写本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用它对敦煌写本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理论方面的探索如张涌泉的《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全面考察敦煌写本文献特点的集大成之作。郝春文的《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相关问题补说》，是运用写本学方法研究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的个案，该文在通检各写本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将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区分为正式文本和随意抄写的文本等四类，借以说明对个体性很强的敦煌写本来说，即使是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由于抄写目的的差异，其性质和用途也可能判然不同。方广锠对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段真子考定内容连贯完整的BD3024《八相变》是由具有不同版本来源、抄写时间不一的六组写本粘贴而成。这些案例都是通过研究实践展示敦煌写本的特征。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通过分析文学写本内容的构成框架来探寻结集者的思想、情绪和心灵世界，是用该方法研究敦煌写本的另一种尝试。

    写本学之外，社会学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献研究中。如孟宪实的《敦煌：民间结社研究》重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重新解读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动，这是以往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未曾涉及的视角。佛教本生故事画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在对睒子本生故事画、鹿王本生故事画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思考图像产生的社会、宗教背景，以及图像背后的宗教功能，表明将艺术史和宗教学、社会学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逐步得到应用。钟海波的《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和王昊的《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则是利用叙事学范式重新解读敦煌的讲唱文学和小说，分析了敦煌词文、变文、故事赋、话本和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述者及修辞等。胡连利的《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了敦煌变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邹清泉将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诘经》写卷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来考察该经的传播史。这是利用传播学的范式考察敦煌佛教典籍的流布情况。

    把原有的研究范式扩大到新的领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研究范式转变。如语言学界自新世纪以来将书仪（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社会经济文书（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法律文书（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宗教典籍（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逸和疑伪经为中心》、叶贵良《敦煌道经词语考释》）和契约（陈晓强《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等扩充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材料，对语言学来说这是扩大语料范围，对书仪等领域而言，就是采用了新的范式对其进行研究。

    总体来看，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和开拓新视角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相关成果还不够多，今后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推动敦煌学深化拓展，新成果不断涌现。

    （作者：郝春文，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