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竞争力来自与世界的融合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疫情对世界秩序的三重冲击

    阿查亚：我认为，现在就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长期结果作出任何判断还为时过早。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宏大预测，毕竟无人曾预测过新冠肺炎疫情会发生。尽管人们预料到了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但新疾病的出现在各个时代都相当常见，未来学家或媒体专家并没有把新冠病毒放在心上。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全球化已经陷入危机。

    李成：新冠肺炎大流行确实是百年未有的历史性全球事件，也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迄今超过2000万人确诊、70多万人死亡，未来世界各地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还可能暴发第二波大规模疫情，情况可能更糟。

    基辛格博士4月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明确讲到，世界会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而与从前不同，疫情过后许多国家都将被认为是失败的。过去几个月，美国公众舆论对疫情肆虐危害性的判断不断升级，有学者称美国或将从此丧失其全球领导地位。的确，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却有着全球1/4的确诊病例和超过1/5的死亡病例；我们面前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在这个号称医疗和公共卫生先进国家里太多人感染和丧生的严峻事实。此次疫情昭示出美国面临的三重危机。一是对总统和政府的信任危机。二是联邦体制内部的协调危机，州与州之间抢夺医疗资源的乱象频出。三是人道主义危机，美国1/3的死亡病例来自老年人群体，拉丁裔、非洲裔等经济弱势群体亦损失惨重，凸显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弊端。

    王栋：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世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世界秩序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当今世界秩序的面貌是由全球化所塑造的，只要全球化进程没有中断，现有秩序就不会被颠覆。首先，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规律带来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全球生产的有效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价值。其次，技术创新也在不断推动全球化进步。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数字全球化，这将进一步助推全球经济增长。最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当前世界秩序只会进一步发展完善。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在每次危机之后，整个人类社会与全球化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本次疫情也不会例外，世界秩序也将在疫情后逐渐回归正轨。

    王逸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方式，使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早期预测和应对显得不到位。在三个层次上，此次疫情对原有世界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第一，从体制层面分析，来自不同方向的破坏性因素在加大，各种国际组织、规范及法律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不充分。第二，从器物层面看，各式各样的“隔断”措施、禁足令和自我约束，带来全球产业链、金融及商业活动的强烈断裂和深度衰退。第三，从观念角度讲，当代世界罕见的这次大疫情，把各地原本存在的差异和猜忌进一步暴露，加剧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内部的分歧、对立和撕裂。综合起来可以讲，世人见到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以来，范围最广也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机。

全球化“不是政策取向，而是世界现实”

    阿查亚：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我曾主张全球化不会结束而是将采取新的形式，更多的是南南导向，而不是南北导向。与其他许多人不同，我认为全球主义或全球化并没有结束。相反，我们可能看到一种不同形式的全球化。新的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而不是西方主导，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可能更多的是以南南联系而不是南北联系为基础；可能相较贸易自由化更强调发展，例如基础设施发展。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地位凸显，全球化将更加尊重主权、经济，而更少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仍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会结束全球化，但它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全球化的支持，并将其带向一个全新的方向，尽管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李成：目前的确出现了“逆全球化”或“全球化终结”的声音。疫情也的确带来诸多挑战。比如人们担心美国一些地区可能发生暴乱，非洲、拉美及亚洲一些卫生系统薄弱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容易遭受猛烈冲击，而困扰欧洲已久的难民危机也许会蔓延至全球。此外，还有金融体系动荡、粮食短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根本性改变等。

    然而这些合理猜测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因疫情而终结。首先，病毒的属性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紧密的全球合作与互助才是应对疫情的最好方式。第二，借用我前同事达尔德的话说，全球化不是一种政策取向，而是我们世界的现实。当前要紧的是面对现实，努力改善公民的安全、健康和生活状况。第三，疫情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比如在线教育的迅速普及使公众有机会分享顶级教育资源，大量商务会议和国际旅行的取消让人们发现线上会议既高效又环保，房地产领域也因远程办公的普及而被重新认识。这些例子也许意味着我们正迈入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它的特点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将会有更多新形式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王栋：逆全球化是指全世界各国及地区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相互依赖及整合出现回退的过程。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经济全球化受挫放缓，人员全球流动也受阻隔绝。但是，世界并未因此进入逆全球化时代。相反，未来中国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标志着全球化扩容升级的“再全球化”加速到来。一方面，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借助疫情的倒逼，健全完善各项制度，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在不断深化改革中赢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完全胜利，以更好姿态引领“再全球化”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将加快扩大开放，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加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世界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扩大开放探索新方向，为“再全球化”指引新道路。

    王逸舟：在我看来，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有快慢不同的周期，在历史上呈现波段性的变化。本质上，这个进程是人类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种反映，不论你喜欢与否，它总是要往前推进。政治上的反制、社会不同声音的抗议、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可能从不同侧面降低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和效能，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它、逆转它。这方面，世界历史中不乏先例，也从未间断，比如工业革命初期的抵制机器运动、20世纪后期的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某些协定的示威游行、当下个别大国逆潮流而动并受到广泛批评的“退群”等。然而，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表明，人类的进步和经济的进展从来是有代价的，正是在各种因素的磨合、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乃至在经济的代价、传统行业的破损、不同人群遭受痛苦之轮回反转中，经济全球化萌发新的动能、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持续推动世界向前。就眼下的政策含义而言，比方讲，谁能占据研发和推广疫苗的制高点，谁能在疫情后时代快速有效地复苏经济且再上台阶，谁能引领全球发展的新潮流，可以说谁就是下一轮全球化的弄潮儿。挑战和机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美国为何成为国际合作的最大阻力

    阿查亚：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不屑一顾，并采取许多措施缩减自己对全球化的参与，新冠病毒就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用来为其反全球化思想和战略进行辩护。特朗普称供应链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表示“这场疫情再次证明在国内维持重要供应链的价值”。在特朗普的影响下，这次疫情增加了反对全球化的言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逆转。

    特朗普忽略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警告，当初还赞扬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遏制病毒的努力，而这两者目前正是他指责的对象。不仅是政客，就连美国顶级流行病学家也没有预见到危机的严重性，在1月底说新冠病毒“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风险，不是美国公众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事情”。因此，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资源，但由于党派之争，以及作为世界领先国家而自大的双重原因，它被新冠病毒打败。作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之一，美国医疗体系被证明存在缺陷，它无法对这一流行病作出快速反应。

    李成：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中产阶级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利很有限，其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从1971年的61%萎缩至近年来的50%左右，今日许多所谓中产者并不能维持过去那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几乎所有美国中产阶级都背负着房贷以及1%-2%的房产税，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产阶级没有大量存款，一旦失业，生活难以为继。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特朗普一直标榜失业率在他治下已低至3.5%，是近50年来最低。然而疫情以来，美国服务业大面积关门导致失业人数激增，过去几个月已有33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这至少占15%的工作人口，加上已有的3.5%和还没有申请失业救济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将近20%。由此可以想象为何美国中产阶级在此次疫情中倍感挫败、处境艰难，对全球化有着不同于美国其他阶层的态度。

    王栋：当今逆全球化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采取如“退群”、发动贸易战等具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与全球化渐行渐远。当前全球化的逆动正是美国推动的从全球化的主动收缩，是美国国内对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满的反映。正是这种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给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如今人类面临共同危机之际，美国一些政客却抵制防疫物资流通，散布病毒起源谣言，借机推动经济“脱钩”，给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抗疫合作蒙上阴影。

    王逸舟：美国今天扮演的世界角色令人唏嘘。回顾历史，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这个超级大国不仅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发展到超群的水平，而且带头创设或积极推动创建了影响全球的多数国际法、国际制度和规则。说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协调国，并非夸张。然而，当下的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像是当下全球抗疫斗争急需的国际多边合作及经济全球化再推进的最大阻力。这不光表现在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态度和单边主义的低劣作为（例如对世卫组织的欠款与退出），也深刻体现为其国内政治中令人大跌眼镜的治理水平乃至一些怪诞可笑的说法（例如各种“阴谋论”“甩锅论”和一轮又一轮对他国的指责攻势）。美国确实出了大毛病，真值得老是对他国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客多想想自身。

自动化和数字化带来发展新机遇

    阿查亚：我看到中国在继续全球化，并在领导全球化的过程中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中国将把重点放在具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国的新全球化议程将有更大的区域化方向，这将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

    新冠病毒流行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全球化的支持，尽管全球化已经因民粹主义的泛起而减弱。但这场危机不会结束全球化，全球化可能建立在更多区域或区域间联系的基础上。新形式的全球化应当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使之更加人道和更易于管理。疫情危机可能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例如过度旅游，将受到更大的影响，这对遗产景点和全球环境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其他方面，如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越来越自动化和数字化（中国可能在这方面有优势），将受到较少的影响。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全球化的新机遇可能会出现。最后，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超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在衰落。在这场疫情危机中，东亚国家似乎比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好。

    李成：中国参与全球化不是选择，而是必需。中国拥有全球19%的人口，却只占世界7%的可耕土地、7%的淡水、3%的森林、2%的石油和1%的天然气储量，矿产资源也远无法满足国内使用需求，亟须资源进口。另一方面，中国是基本覆盖全产业链的制造业大国，其巨量产品需要国际市场。因此，中国必然要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应关注其他国家的反应，对其文化习惯、经济运作和治理模式有更多了解。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第二，目前一些针对中国的说法有失偏颇，但有些建设性的意见需要用同理心来看待。

    我对中国经济前景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很有信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相对优势是消费潜力大、城市化水平潜力高、基建发展迅速、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壮大；政府政策强调创新、绿色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福利、金融开放，这些好政策会使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王栋：“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面对疫情蔓延，中国在全面有力防控本国疫情的同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努力推进跨国联防联控的国际合作，体现了“再全球化”引领者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同时也蕴藏了“再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新机遇。疫情的暴发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在后疫情时期，全球化将转换形态进入“再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再全球化”时代，数字革命、人工智能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将为全球产业链升级提供动力，各国也将能更加公平地享受到发展机遇，人类社会将获得更多福祉红利。作为推动全球化扩容升级的主要引领者，中国将发挥更大作用。

    李成：全球化不只由经济利益推动，它也起到了维持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作用。如同欧盟建立的初衷是缓和德法之间紧张关系、消除战争可能，全球化亦如此，但人们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我比较担心的是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帮助公众认识“脱钩”思维的危险性。

    王逸舟：中国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好。抗疫斗争在中国取得了重大成效，不仅反映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优势和领导力，更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坚韧、社会的自组织力、医护人士的牺牲精神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卓绝付出。然而，当下仍要防患于未然，做好应对新的挑战与压力的各种准备。从国内看，我们面临着防止域外输入造成疫情反弹、复工复产中重启经济引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艰巨任务，下一阶段更有提升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的诸多战役。国际上，有几项重大挑战需要中国应对：一是对美国以某些政客为首的“甩锅”加以回击；二是量力而行，有效开展全球抗疫援助；三是使目前处于停摆或真空状态的国际机制和协调平台重新发挥作用。这个过程须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国际斗争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方针。长远来看，这场疫情好比“试金石”，经受住测试的中国，有理由在全球舞台上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