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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4年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已经走过了110多年的风雨历程，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被称为“百年老店”。百余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赞歌，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池子华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以下简称《通史》），日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历程，对新时期红十字事业发展裨益良多。
《通史》为国家“十三五”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并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全书6卷8册，分别为第一卷《近代的红十字运动历史变迁》（上下册）、第二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十字运动》、第三卷《改革开放以来的红十字运动》（上下册）、第四卷《中国红十字会外交（1949—2014）》、第五卷《中国红十字文化》、第六卷《中国红十字运动大事编年》，洋洋洒洒300余万言，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内容最丰富的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性著作。《通史》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由晚清时期的萌芽草创，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振兴，这110多年的跌宕起伏，探赜索隐，作了全面论述。其中不仅有对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淞沪会战、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战争期间救伤瘗亡的详细考察和对历次重大自然灾害救助的爬梳透视，而且有对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等带有争议性问题的考证辨析。这种将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通史》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作者及其团队虽然长期研究红十字运动，但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现有一些著作，如《百年红十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许多问题尚未涉及或浅尝辄止。《通史》的出版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缺憾，同时拓宽了新的研究理路，实现了新的超越，如对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机制的变迁、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方式的创新、中国红十字会历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及章程内容变化的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及修订的深层次原因探究等等，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中国红十字外交和中国红十字文化两个专题，分别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朝鲜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开展的外交活动、影响及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援助和中国红十字文化的社会认同、演变轨迹、宣教和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也颇有特色。《大事编年》有助于对110多年中国红十字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检索，相对于以往研究，不仅内容更加全面，而且也订正了若干史实，如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初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而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6年张德彝赴瑞士签押《日内瓦公约》的时间应为1904年6月29日，而非1906年7月6日；1912年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第九次国际红十字大会的应为“容揆”，而非“荣揆”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史料丰富翔实是《通史》的另一大亮点。粗略统计，《通史》使用的史料涵盖了档案、史料集、地方史志、报纸、期刊、年鉴、政协文史资料、古籍刻本、古今著述、外文文献等，基本囊括了历史学研究的所有史料种类。翔实的史料使得《通史》能够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订正讹误，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如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初创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进行宏大阐释，对于各种社会力量较量博弈的研究探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及战地救护行动的细致论述，中国红十字会几次易名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国红十字事业法制化进程的历时性解析和对博爱系列工程的社会学阐释等，都别开生面，新人耳目。这些方面不仅体现出作者在挖掘史料、整理史料和运用史料方面较强的综合能力，更体现出作者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论述问题方面深厚的研究功力。同时，《通史》以历史学为基本切入视角，并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外交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使《通史》的分析论证显得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新见迭出。
《通史》值得称道之处还有很多，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注重了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整体研究，而对地方各级红十字会的探讨显得较为薄弱；虽然区域性研究有不少涉及，但区域间红十字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协同发展，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深究；红十字会与中国卫生事业的内在关联揭示得也不够细致；中国红十字会的财政经济史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公益慈善团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如此等等，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总体而言，《通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称得上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和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版，必将深化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对推进当代中国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以及公益慈善领域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卫平、郎元智，分别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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