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学者增田涉的交谊

    20世纪30年代，一位日本的年轻学者来到上海，连续数月单独聆听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解，使他后来成为这部经典学术著作的日文译者，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瞩目，这位学者便是增田涉。增田涉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他不仅最早将《中国小说史略》完整地翻译成日文，而且还是日本最早的《鲁迅传》的作者。两人的交谊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鲁迅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它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鲁迅年轻时到日本仙台医专留学，得到藤野严九郎先生格外的关照，一直铭记在心。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位日本的年轻学者来到上海，连续数月单独聆听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解，使他后来成为这部经典学术著作的日文译者，从而引起日本学术界的瞩目，这位学者便是增田涉。

    增田涉曾对我说，他曾经想过鲁迅为什么会对一个来自日本的陌生年轻学者如此热心进行指导，这也许跟鲁迅在仙台留学时受到藤野先生的悉心照顾不无关系。鲁迅是以这种方式报答藤野先生的吧。他还说，鲁迅晚年给日本朋友写信时，多次提到藤野先生，打听他的下落，但一直杳无音信。1934年，增田涉计划出版《鲁迅选集》时，曾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应该选哪些文章。鲁迅回信说：选什么文章“请全权办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这表明鲁迅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情感之深。但鲁迅与他的恩师藤野先生终究未能再取得联系，成为永久的遗憾。

“他以一个和蔼的长辈的态度接待我，使我受到了教益”

    增田涉的名字进入我的视野，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挚友，而且又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鲁迅研究专家。

    一次，在北京的旧书店我购到一本东京天正堂1938年6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文本，看到上面印着译者的名字——增田涉，从此不仅对他产生了崇敬的心情，而且很想亲自听听他是怎样同鲁迅相识和交往的。没有想到，后来我在日本做光明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期间，竟有两次机会去拜访增田先生。

    第一次访问他，是1973年夏，第二次是1976年3月。增田先生住在大阪府南部的忠冈町。我从大阪市乘郊区电车到忠冈町车站时，已是黄昏了。出了车站，往前走不远，看到对面来了一位身穿和服的学者风度的老人。原来是增田先生接到电话后，怕我找不到，特意来迎接。他的热忱和真挚，使我感动，顿时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增田先生的住宅，在一条僻静的街旁。房前栽有一排绿色灌木，使人感到颇有雅趣。增田先生把我们引进他的书房。这是一间日本式的房屋。房间的一侧，向里伸出一块地方，放着一张小书桌，增田先生平时就在这里写作。房间里，案上、案边、书柜和书架上堆满了各种书刊和资料。

    增田涉是日本岛根县人，1903年出生于濒临日本海的一个小镇。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来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教授。

    这次访问，正值鲁迅逝世40周年，他应我们的请求，忆述了他同鲁迅的渊源和交往。

    增田说，他1926年入东京大学文学部读书时，有一位叫盐谷温的先生教中国小说史。这位先生以前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他以这本书为底本，放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可是，一段时期过后，这位先生讲起了大家从未听过的内容。大家都感到纳闷。有一天老师给他们看了一本书，说这就是讲课内容的蓝本。这本书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过，那是50多年前的事，和现在不一样，日本国内几乎没人知道鲁迅的名字。”增田说，“我当时是个文学青年，对现代的中国作家多少有些关心，像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买是买了，但很难读懂。因为这些作品和古文不一样，不理解现代汉语就看不懂。当时的大学虽有中国文学科，但现代汉语不是必修科目。由于这些原因，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鲁迅的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但对于作家、文学家鲁迅不甚了解。”

    增田说，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马上就业。因为在读高中时就很崇拜小说家佐藤春夫，曾给他写过信，还见过他，因此毕业后便到他那里去帮忙翻译中国小说，兼做搜集资料的工作。当时以佐藤春夫名义发表的许多翻译小说，实际上的译者是增田涉。在佐藤春夫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增田心想自己是专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很想到中国去看看。他在父亲的资助下，决心去上海，他觉得上海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魅力的城市。

    1931年3月，增田涉从日本来到上海。他带了佐藤春夫写给内山完造的介绍信。佐藤春夫以前到中国时认识了在上海开书店的内山完造。增田到上海后，内山完造对他说，鲁迅先生在上海，你要搞中国文学，可以跟鲁迅先生学到很多东西。他还建议增田把《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增田听说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就在上海，心想：“如果我能见到鲁迅，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一定要从他那里学习一切，吸收一切。”

    增田回忆说，内山完造告诉他，鲁迅先生几乎每天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书店来。第二天，他瞅准了这个时间跑去，见到了鲁迅先生。然而，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第二天又在内山书店见面时，鲁迅送给他一本《朝花夕拾》，并说要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先看看这本书。增田在宿舍里读了《朝花夕拾》，第二天到内山书店跟鲁迅见面，把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后来鲁迅又送给他一本散文诗《野草》。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内容，但感受到鲁迅对旧中国强烈的愤怒之情。那时，增田28岁，鲁迅51岁。

    每日见面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一天，鲁迅主动邀请增田到他家里去。增田说：“从这时起，我就每天到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先生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内山书店碰面，跟其他人闲聊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块儿上先生的家。鲁迅和我并坐在书桌前，给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我用日语逐字逐句地译读，遇到疑难问题译不下去时，鲁迅就用熟练的日语给我讲述和解答。我边听边做笔记。我提的问题不单单是词句，也包括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涉及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说到这里，增田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中国小说史略》1930年修订本的底稿本。在这本1923年的初版铅印的原本上，鲁迅用毛笔增删了多处，并且在第1页上有鲁迅为修订本写的《题记》手稿。鲁迅给增田讲解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底稿本。鲁迅向增田讲完全书后，就把这个底稿本赠给了他。

    增田说：“就是这样，我每天从两点左右学习到四五点钟，占用鲁迅的时间约3个小时，一直持续了3个月。讲完《中国小说史略》后，鲁迅接着又给我讲了《呐喊》和《彷徨》。鲁迅为我讲解时所使用的两本书，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

    这时，增田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继续说：“那时，鲁迅家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海婴由保姆抱出去玩。夫人许广平有时伏案抄写什么或者做针线活。有时，许广平先生来给我们沏茶、送点心，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在休息的时候，随便谈谈时事问题，我也问一些文学界的情况。有时时间太晚，先生总是说，今天有几样什么菜，一块儿吃饭吧。一个星期平均要请我吃两顿晚饭。有时，鲁迅还带我去看电影和展览会。”“我跟先生接触，丝毫没有感觉他叫人害怕，也没有感觉他使人拘谨。他以一个和蔼的长辈的态度接待我，使我受到了教益。因为先生常常说些幽默的话，在先生的带动下，我也说了些笑话。”他说，“在文章中见到的先生，看起来似乎很严厉、可怕，但那是因为政治压迫很残酷，生活很不自由的缘故。”

    鲁迅日记1931年7月17日记载：“十七日 晴。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增田回忆说，“当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想鲁迅先生更是松了一口气。”增田一再对我说，“能亲自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我是很感动的。”

“得悉译稿已完成，至为快慰”

    1931年12月，增田辞别鲁迅，离开上海回国。返日后，增田开始从事《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遇到疑难问题就写信询问鲁迅，而鲁迅也十分盼望这本书能与日本读者见面，便在回信中给他全力的帮助。从1932年1月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那5年中每月平均约有两次书信往来。增田在谈话时拿出他珍藏的鲁迅书简和鲁迅答复他提问的大量便笺。从这些书简和便笺可以看出，对于增田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鲁迅总是耐心详细地解答，对一人一事的来历，一字一句的含义，都详加注释，有时还绘图示意。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中某些误译都做了认真的改正。即使在病重时，鲁迅解答增田的疑问，也从来一丝不苟。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1920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于1923年、1924年分上下两卷印行，1925年合订成一册，后来略有修正。《中国小说史略》用的是文言文，所以翻译起来至为艰苦。对此鲁迅是非常理解的。1933年5月20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中国小说史略》，如难以出版，就算了吧，如何？此书已旧，日本当前好像并不需要这类书。”9月24日的信又说：“现在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不会落在时代后头吗？”但是，后来鲁迅知道《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有进展时，非常高兴。他1934年5月18日在给增田的信中说：“得悉译稿已完成，至为快慰，对你在这本乏味的原作上费了很大气力，实在不胜惭愧，但不知有无出版的希望。”

    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终于由日本赛棱社出版了。鲁迅为此于那年6月9日晚在灯下用流畅的日文书写了日译本的序言。序言中说，他听到《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

    在序言中，鲁迅回忆道：“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那时候，我是还有这样的余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阴如驶，近来却连一妻一子，也将为累，至于收集书籍之类，更成为身外的长物了。改订《小说史略》的机缘，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准备辍笔的老人，见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兴一样，我也因而高兴的罢……”

    鲁迅还特别表示：“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着寂寞的命运的书，然而增田涉君排除困难，加以翻译，赛棱社主三上于菟吉不顾利害，给它出版，这是和将这寂寞的书带到书斋里去的读者诸君，我都真心感谢的。”

    对此，增田说：“鲁迅为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我曾要求以鲁迅同我合作的名义出版，但鲁迅没有同意。可见鲁迅是多么的谦虚！”

    其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此前已经有人译为日文，但没有完成，都半途而废。1924年，北京曾经发行过一本日文周刊《北京周报》，断断续续地翻译介绍了很少一部分《中国小说史略》。这本周刊，是一个住在北京的日本人藤原镰兄办的。译者虽未署名，但普遍认为是该刊总编辑丸山昏迷。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次被译成日文。后来，还有一位日本人辛岛骁（跟增田涉是同学，他曾三次见过鲁迅，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还有两次是在上海），他曾经组织一批同学动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此事似乎鲁迅也曾有耳闻，但由于辛岛骁后来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转为研究现代文学，因此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之事，也就作罢，不了了之。

    增田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日本学术界认为是由于增田涉为人忠厚、诚实，对翻译这本书充满热情和信心，态度十分认真，得到了鲁迅的信任。当时，鲁迅处于险境，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尽管增田是来自异国的青年，但鲁迅却选择了他，并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了他。

    增田涉翻译的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经他本人修订，于1941年11月，又由日本一家著名而权威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了“文库本”，但只出了两分册中的上册，而没有出下册。我曾在东京神田的一家旧书店购得一本上册，版权页上还盖有“涉”字图章。就在那一次访问增田涉时，增田告诉我，他想利用1976年的暑假把下册完成。可惜他未能如愿，便在第二年逝世了。

“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增田涉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而且还是日本最早的《鲁迅传》的作者。在同我们谈话间，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叠手稿，这叠用钢笔写在竖格纸上的手稿，便是《鲁迅传》。久远的岁月，使纸张已经变成黄褐色。增田先生说，他在上海期间，一面到鲁迅家中求教，一面搜集有关资料，写出了这部《鲁迅传》。脱稿后，请鲁迅过目，鲁迅亲笔改过几处。说罢，增田先生随手翻开一页，指着一处，那上面写着：“这时正是鲁迅请我吃晚饭，在他家的饭厅里喝着老酒……他用手抓起一块带骨头的咸肉，一边啃一边继续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山贼颇有些往来。山贼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做了一个比画），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据增田说，鲁迅曾在增田写的原稿上做了修改。他说：“这里，‘山贼’二字前的‘革命的’这几个字，就是鲁迅亲笔加上的。鲁迅当时说，这‘山贼’还是加上‘革命的’为好。这里的‘山贼’，指的就是王金发。”王金发曾是反清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

    增田涉说，他之所以要写《鲁迅传》，是因为他“被鲁迅的性格所感动，要向日本介绍鲁迅和中国的现实”。增田在与鲁迅的接触中，发现他时刻警惕着周边发生的事，感受到“苦难的中国现代史”，并为他的“那种要披荆斩棘的使命感、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所感动，“感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个伟大的人”。

    这部《鲁迅传》后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1932年4月特别号上，以后又收到1935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的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的书后。增田涉的《鲁迅传》尽管不完善，但作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写的第一部《鲁迅传》，而且又经过鲁迅亲自过目修改，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1936年夏，鲁迅病重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增田曾专程到上海探望鲁迅。这在鲁迅1936年7月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六日 昙。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增田君来。晚……内山君来。又发热。”“九日 晴，风，大热……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增田君来辞行，赠以食品四种。”增田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两人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时，增田涉正在故乡岛根县，他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他刚刚接到鲁迅从上海发出的信。他心想鲁迅逝世的消息可能是误传，便立即写信询问许广平女士。不久便收到了回信，才知道那消息是确实的。原来，增田收到鲁迅的最后一封信，是鲁迅停止呼吸前5天写的。增田说：“鲁迅的逝世，对我这个直接受过鲁迅教导的人来说，简直像突然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

    据增田回忆，鲁迅逝世后，“改造社”立即计划出版《大鲁迅全集》，当时增田也被该社用电报聘去担任“企划编辑”。由于鲁迅先生是国民党当局的死对头，因此，在日本增田被视为左翼作家，特高警察时常到他的住处来。他们事前根本不通知，就突然闯进屋里，佯作无事地问这问那。增田说：“二次大战末期，杂志的编辑者相继被警察局抓去，他们出来后对我说，警察当局多方问你跟鲁迅的关系，并忠告我要多加小心。但我回答说，鲁迅是我师，而且我已翻译了他的作品，现在无须回避。后来，战争结束，我也总算平安地过来了。如今，鲁迅的作品，在日本拥有广大读者，初中和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中也选用了。鲁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得到日本进步知识界的共鸣。”

    我们的谈话转到对鲁迅的评价时，增田说：“毛主席最深刻地理解和最高度地评价了鲁迅。”“鲁迅先生作为同旧势力进行搏斗的伟大战士，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增田接着说，“鲁迅在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1931年我在上海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鲁迅明确地认为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事当局，而不是广大人民。他坚持同日本人民友好交往。”

    增田的房间里挂着一幅鲁迅手迹的立轴。上面写着：

    扶桑正是秋光好，

    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柳送归客，

    心随东棹忆华年。

    增田说：“这是我1931年12月辞别鲁迅时，鲁迅送给我的。这首诗充满了鲁迅对日本人民深厚的友好感情。”是的，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时，藤野先生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表达了殷切的希望与惜别；如今，在中国，一位当代的伟大革命文学家对一位日本青年也寄予殷切的希望与惜别之情。

    增田回忆，1936年他第二次去上海时，鲁迅曾表示过他很想重访年轻时留过学的日本，特别想重游仙台。仙台是先生青年时代做学生学习过的地方，尽管只待了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但青年时代的印象一定是铭刻在他心上的。增田说：“鲁迅思念仙台，思念他的老师藤野先生。而仙台人民同样地爱戴鲁迅，他们为鲁迅建立纪念碑，举行了各种活动。”鲁迅还希望上东京的“丸善”书店去看看。鲁迅青年时代在日本时，经常上“丸善”去，从那里吸收了世界的文学和美术知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还从“丸善”邮购书刊。这家专门出售西洋书的书店一直使鲁迅向往。

“鲁迅增田情谊深，交流两地春”

    1976年秋，在鲁迅年轻时的求学地——日本东北仙台举办纪念鲁迅诞辰95周年、逝世40周年展览会。增田涉作为鲁迅的老朋友，专程从关西来到仙台。他见到周海婴感到格外亲切。当时，我也在现场，为他们当翻译。

    海婴说：“先生的事，我早有耳闻，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是我一大收获。”增田说：“我也特别高兴。我在上海见到您，那时您还很小。”

    增田涉和周海婴二人都应邀出席了日本东北电视台举行的座谈会。增田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受到鲁迅先生亲自教导的情景，并亲切地谈起对当时只有两岁的海婴的印象。他说：“从那时起，转眼已经40多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像鲁迅先生当年预言的那样，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益发展。”在座谈会上，二人回忆过去，展望未来，都很激动。

    增田强调说：“我们一定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周海婴说，“我父亲直到晚年，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多次谈到他想来日本旧地重游的愿望。这一愿望，我父亲生前未能实现。今天，介绍鲁迅战斗一生的展览会成功地在日本开幕。我总感到父亲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仿佛来到我们中间，和朋友们重叙友谊一样。我这次是踏着父亲的足迹来到仙台的。我看到，中日友好的洪流越来越汹涌澎湃。我父亲如果能看到今天这些情景，该会多么高兴啊！”

    半年后，1977年3月10日下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女士打电话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增田涉先生这一天出席同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家竹内好先生的葬礼，在致悼词时突然倒下，虽然急送到庆应医院，但抢救无效，不幸故去。据说，增田先生头一天晚上住在千叶的女儿家，为写悼词，到午夜才睡下。

    我们闻讯赶到医院，看到增田先生安静地躺在床上。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瞻仰了先生的遗容，并向他的亲友表示了衷心的哀悼。我们按日本习惯，用棉花蘸着清水，送到先生遗体唇边，湿润一下。这水，日语叫“末期之水”。

    万万没想到，28年后的2005年7月我访问日本时，在岛根县松江市突然听导游介绍说附近的小镇鹿岛是增田涉的出生地，那里的历史民俗资料馆内设有“增田涉纪念室”。我们立即改变访问日程，临时增加了参观项目，驱车前往历史民俗资料馆。馆内收藏有58封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以及鲁迅题诗的真迹：“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嫰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一切，仿佛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增田涉建立的真挚友谊，而对于我来，就像与久别的老友增田涉重逢似的激动不已。我当即做汉俳一首，以作纪念：

    跨海飞鸿频，

    鲁迅増田情谊深，

    交流两地春。

    （作者：刘德有，系原文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