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守护生命的异乡接力

    在西藏，达孜区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华晔正协调全院开展病历终末质控工作；在新疆，兵团第四师医院放疗科医生游涛正帮助科室开展多项放疗新技术新项目；在江苏，王一茗、周飞军等10名医疗骨干正接受为期一年的第30期中国援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医疗队集中培训……尽管相隔千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来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自20世纪60年代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派出首位医务骨干参加中国第1期援桑给巴尔医疗援助任务至今，已经有近60年时光。一甲子岁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已累计派出援藏23人次、援疆9人次、援陕76人次、援非27人次，他们舍下牵挂的家人，奔赴祖国各地、异国他乡，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一份守护生命的承诺。

不一样的答案 透着一样的初心

    为什么选择踏上“医援”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然而不一样的答案，却透着一样的初心。

    作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首位援藏医生，回忆起当年的决定，柳益书坦言：“符合条件，自然而然就报名了。”他告诉记者，当时要求的条件比较高，要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并且业务水平要能够独当一面。医院预选了3名符合要求的医生，考虑到其他2名医生的实际情况，他主动报了名。

    对每一位“医援”专家而言，家庭是放不下的牵挂。“妈妈你再不回来，我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了”。谈起7岁的女儿对她说的话，徐芳瞬间红了眼眶，当初她选择“医援”确实下了很大决心：“柳医生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动力，第二年便也报了名。”徐芳依然怀念在西藏的一年时光，希望以后有机会带孩子一起去西藏看看。

    看到工作群里对口援藏的文件，杨丽萍第一时间在群里报了名。“我要去！”她迅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想法，并起草了她走后科室运行的后备方案。问她为什么这么坚决，她的回答很简单：“对西藏有憧憬，对援藏有渴望。”这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就想要拼命去实现”。

    对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来说，参加“医援”是一次致青春的锻炼。彼时，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刘青也主动报了名：“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原本半年的援藏任务，刘青主动申请延长为一年。在那里，一种更加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让这位年轻医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职业自豪感。今年刘青已经向上级领导表达了二次援藏的意愿：“援藏，我随时准备着。”

    “我不是头脑发热，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非洲。”去年，刚新婚不久的王一茗在众多亲友“再想一想”的劝说下，依然铁了心要援非，“援非是国之重任，作为一名青年医生，我想去这个世界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参加过两次援陕、一次援藏的张歆直言：“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义不容辞。”提到丰富的“医援”经历，张歆笑着说：“我还有一处空白，新疆还未去过，如果组织有需要，我依然愿意前往。”

    2019年还在执行援疆任务的周飞军，收到第二年援非的通知，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加。“在援疆的这段日子里，兵团干部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让我深受触动，也坚定了我再次踏上‘医援’路的决心。”

重重难题 盖不过浓浓温情

    在异地他乡，“医援”专家们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开启全新的生活，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

    对于久居平原的人来说，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上工作生活，高原反应是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南京出发，成都转机，再到拉萨……辗转了75个小时，援藏医疗队一行到达达孜区人民医院，杨丽萍的脸已经肿了一圈，“即使临行前做足了抗‘高反’准备，到达达孜的第一周还是反应剧烈”。呼吸困难、心慌、头痛、呕吐、失眠接踵而至，几乎所有的援藏队员都被“高反”折磨得够呛，很多人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非常危险的区间，队员体重下降最多达12公斤。

    气候干燥，是游涛对新疆的第一印象。“经常早上起床轻轻擦一下鼻子就出血。”由于环境变化、援助时间紧、任务重，持续的工作导致游涛视网膜剥脱，最终在兵团第四师医院眼科门诊做了视网膜激光凝结手术才得以恢复。

    除了可能“要命”的生活环境，更让他们苦恼的是，当地一些医院的基础设施、医疗条件都极其落后。

    援藏医生孙志伟回忆，最初医院没有专用的被褥，住院病人只能自带，因为山路难行，病人基本都是举家搬迁到病房，富裕点的还带着煤气灶和锅碗瓢盆；整个医院只有一台心电图机放在门诊，病房抢救时要跑过去取；生化检查只能查肝功能、肾功能及电解质，但不能及时出报告，治疗方案只能根据条件来……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辛苦，温馨的时刻却也很多。

    “援助期间，很多场景都让我终生难忘。”范昕回忆，在前往达孜区7个驻村工作点开展巡诊活动时，一下车便听到村里的喇叭正播放着专家到来的通知，车前等候多时的老人用期盼的眼神看着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蹒跚走来。

    这些老人有多年高血压的、有高原性偏头痛的、有关节炎的，看着朴实的老人被病痛折磨，范昕的心情十分沉重。“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下午1点，虽然辛苦，但并不觉得累，感觉特别充实。”

    2013年援藏的徐芳，至今还清晰记得援藏结束时离别的场景，“那时大家都忍不住哭了”。5年后，她获得了一次重返达孜慰问的机会，刚到达医院门口，从前一同“战斗”过的当地护士长“朱哥”便冲进人群拉着她说：“走，我带你看看医院的变化。”每每回想起来，徐芳都感到温暖异常。

守护生命的接力永远在路上

    回首过往，这场守护生命的接力，在为当地人民送去健康的同时，也在为当地医院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在达孜区人民医院开展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首例动脉血气分析、首例无痛人流术、首例义齿修复，搭建和兵团第四师医院之间的国内首个放疗专用网络远程会诊中心，帮扶安康市汉滨区第一医院援建首个血液透析中心、首个胸痛急救中心……随着大批医疗人才的到来，更多新技术新项目也在达孜落地生根。

    然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每一位“医援”专家都清楚地知道，开展对口支援帮扶，不仅要实现“输血”，还要帮助当地医生学会“造血”。

    在达孜区人民医院，当地外科医生韩冰为了保持腹腔镜手术的熟练度，一有空就会做夹豆子练习，这样的坚持源于他的带教老师范昕。

    “作为援藏医生来到达孜，不仅要接诊看病，更重要的是要把当地医院的两个徒弟带好。”范昕表示，每一位援藏医生帮扶的时间是有限的，只有尽快帮助当地医生在每一例诊疗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工作习惯，才能让援助的价值长久留下。

    当范昕结束一年的援藏工作，徒弟韩冰也和他一起回到了镇江。“我们医院普外手术一年2600台以上，腔镜手术占比达70%，把徒弟带到镇江教，他们的经验和技术都会飞速提升。”

    去年，新疆兵团第四师医院用于肿瘤病人做化疗的直线加速器突然出了故障，接到求助电话，游涛在向上级汇报后立即乘坐最早的航班，在12个小时内跨越4000多公里赶赴当地，连夜花费3个小时修好了设备，成功保证了当天患者的正常治疗。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游涛拥有丰富的设备维修经验，为兵团第四师医院节省了每年160万元的保修费用。

    “如果说2018年为期4个月的‘小援疆’是协助受援医院开展放疗工作的入门版，2019年的‘临危受命’是进阶版，今年为期一年半的‘大援疆’则是全面升级版。”除了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游涛今年还利用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科研技术平台，结合兵团第四师医院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带着当地医生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近年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通过和西藏、新疆、陕西的受援医院签订帮带协议，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对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定向培养，陆续接收了共24批158名受援医院的医务骨干前来进修，努力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互联网+”新技术也为医疗援助的形式与途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2017年以来，基于成功建立的“远程会诊中心”，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与达孜区人民医院、兵团第四师医院、潼关县人民医院、汉滨区第一医院以及医联体内各基层卫生机构开展了远程会诊220余次，远程影像诊断4800余次，保证了即便“医援”专家不在，也能够通过当地医务人员在前台实际操作、专家在幕后指导把关的方式，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从“前台”到“后台”的转变。

    援藏期间，范昕在机缘巧合下乘坐了一次青藏线铁路，透过窗外，发现远处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小绿点，近了才知道那是一个个穿戴整齐的士兵，在向经过的列车行军礼。忆及此，范昕的眼眶湿润了：“祖国每个角落都有人在默默奉献着青春和生命。而我们选择援藏，亦是一生无悔。”

    （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高雅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