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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5日 星期三

    用创造力打开诗意的辽阔世界

    ——关于韩子勇诗集《博格达》及其他

    作者:沈 苇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5日 14版)

        天上的云呀/勾起我绵绵乡愁 韩子勇诗并绘

        AlphaGo来了 韩子勇绘

        韩子勇的写作,可分为“新疆时期”和“北京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完成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2012年离疆赴京,标志着“北京时期”的开始,这抑或是某种程度上的“后新疆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他重返诗歌,承接并延续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的爱好和热忱。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博格达》(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思”与“诗”有机融合

        韩子勇称这些作品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些个人心绪的浮点”。《博格达》意味着他写作身份的又一次刷新。相比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些作品更具个人化色彩和个性化风格——一个批评家、一位学者,其实骨子里是诗人。从“思”到“诗”,《博格达》的综合抒情,是一位批评家诗人或诗人批评家的长调和咏叹。

        1998年,36岁的韩子勇出版文学批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对“西部文学”的深刻洞察、对地域性的独特思考,是这部专著的核心和基石。之后,韩子勇转向文化研究,关注的母题仍是“西部”和“新疆”,内容包括那里的历史、传统、艺术、史诗、民歌等。

        纵观韩子勇“新疆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思”与“诗”的有机融合是最大的风格特征。这使他的文字和表达获得了温度,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枯燥与干涩。叙事、抒情和思辨,在他那里常常是合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他的思考方式和语言风格,呈现出更多浓郁的诗性色彩。

        因此,这本诗集《博格达》并不意味着一位没有根基和来由的新诗人的脱颖而出,而是持久“潜伏”于批评家和文化学者身份之下的一位资深诗人的显影和重临。

    对“云时代”的凝视

        “北京时期”是韩子勇诗歌写作的持续爆发期。工作的变化和生活的变迁,成为改变语言方式和书写方式的契机。这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自我唤醒的时刻,也是如他所说的“意义的光,划过一道抛物线,过早坠下,快要落到地面、落到虚无了。但也似乎解除了局限,豁然间开阔起来”的时刻。《博格达》是语言减法、思想提纯和抒情莅临的结果,也是“云时代”云下凝神和虚静的产物。

        组诗《大有》是“北京时期”的代表之作,同时关注现实和内心,思想性和抒情性并重,兼具审慎的独白和锐利的哲思,并且不乏自我考问。一种内省的、辩证的诗学,在他的字里行间游走、驻留:“没有对错和意义/没有捷径和惊喜/命运的锋刃/剥开一切虚情假意/……所有的美/都带一点丑/如同没有完美/如同隐隐的羞愧”(《所有的美》)。这使我想起同一时期诗作中“很多坏/如同好”的辩证和悖论,“世界相安无事/令人心碎/语言很难说清/那种坏”(《很多坏》),这是诗人惆怅与忧虑之所在。

        诗的辩证法,打破了二元论和二元对立,是一种百感交集状态,但不是一种无谓的自我纠缠,它同样体现对世界的无限理解、体谅和尊重,因而恍然有悟:“是谁观棋不语真君子/是谁对弈如神着先机”(《黑天鹅》)。唯有“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光芒万丈的理想》),这才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光。

        从另一视角来说,“辽阔的孤独”呈现出一幅奇异的现代性图景:“浩浩荡荡的人类/从眼前通过/善心和恶意/大白话和潜意识/史诗和呓语/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互联网》)。这是一个切身的、富有洞见的观察,体现了诗人的史诗视野和现实关怀。“云时代”是地域、历史、现实和虚拟世界并置的时代。“云时代”似乎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种种界限和壁垒,似乎充满了没有交流障碍的“群岛上的对话”。但是,新的疏离、冷漠和虚无,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岛”。自我,亦以分裂而合一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诗人充满狐疑和警觉,“从流言到嘀咕/从八卦到阴谋/消息的大洪水/铺天盖地/淹没人寰”(《消息》)。在“消息的大洪水”中,靠岸、登陆和救赎,似乎需要依靠“怀念”来实现:“我很怀念/没有消息/缓慢平静/阳光灿烂如七星瓢虫/一动不动的日子”(《消息》)。

    对新疆充满拳拳深情

        当然,“北京时期”并没有与“新疆时期”割裂,诗歌中内在的血缘和经脉没有断裂,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条大水下来的。“北京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后新疆时期”。是的,“新疆”是《博格达》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新疆是韩子勇的追忆与回望、渴慕与眷念,充满了拳拳深情。在组诗《一半欢喜 一半忧愁》《完美的旅途》中,他写出了这种赤子般的深情,这种百感交集。“如同你的最甜和最苦/……也如你辽阔的面庞/一半欢喜 一半忧愁”(《致新疆》)。这些作品,如同蒙古长调,如同刀郎木卡姆,一种草原咏叹,一种旷野摇滚,“随风过山岗/绵绵青草地/欢乐复忧伤”(《长调》)。

        展读《博格达》,韩子勇离开新疆前夕写下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和惺惺相惜之感。“离开”意味着“忧伤的潮水漫过额头”,而且“这忧伤像沙枣树流出的胶液/……每一场秋雨就更多一些/刚结痂凝固又开裂迸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住”(《一想到就要离开你》)。对已过中年的人来说,离开一个久居之地,是在场后的不在场,是挪移、隐迹、撕裂,也可能是“克服命运”。他把自己的“离开”比作一块戈壁石的“出走”,“我走后空下的那个小窝/只有拳头那么大/但给我留着/别长草也别让沙子埋住”。无论大还是小、粗糙还是温润、美玉还是僵石,都是戈壁滩上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我就要走了/带着洗不掉的大戈壁气息/带着石头铺出来的记忆/我到哪里/都只能带着你们的模样/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我这块石头》)

        韩子勇有很深很浓的戈壁情结、旷野情结和绿洲情结,这与他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这里是他的“原处”和“原点”。作为一部诗画集,《博格达》中,诗与画相得益彰,互为镜像和鉴证。数十幅绘画作品,显示出他的另一种被唤醒和激发的才华。荒原、戈壁、林带、小路、胡杨、红柳……是图像的追忆和回溯,也是另一种诗。诗里、画中,他的记忆之乡总有一条空荡荡的黑带子般的戈壁路,从冷冷清清的早晨到彤云低垂的黄昏,走着以荒原为家的跋涉者。“在路上”“跋涉”“漂泊”“游走”等,是典型的西部意象,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对西部广袤空间和无尽戈壁最深刻的体验与记忆。他说“我喜欢在戈壁长旅”,事实上就是对自由、远方和无限的体验和追寻。

        智性而浪漫、抒情而内省、简约而奔放,是《博格达》的总体风格。其中有些作品,具有西部民歌率直而诚挚、炽烈而酣畅的特点,记录了诗人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诗集取名为《博格达》,富有象征性,意味深长。博格达是东天山最高峰。“三峰并起插云寒”,如同三位一体的悬空寺。它远离尘嚣,超然物外,仿佛在召唤游子,召唤流离失散的人再度回返:“博格达呀/趋炎附势的人消遁了/空空如也的戈壁滩真好/万里骄阳/一亩阴凉//您凌乱的额顶和眉骨/白银闪烁/结满冰霜/眼睛眯成一线/巡睃远方”(《博格达》)。博格达既是精神海拔,也可视为精神自喻。“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博格达就是一个原处,是戈壁情结和新乡愁的落脚点、归宿点。

        诗,是美善、求真和希望的保险柜。韩子勇在本质上远离优柔寡断的思乡病,而是坚定果敢的行动派,是一位用创造力打开辽阔世界的人。他用诗抵抗和转化自己的新乡愁。如此,诗在对虚无的反抗中,终于真真切切地抓住了那么一点点光。

        如同诗人昌耀的“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我深深记取和反复吟咏《博格达》中这两句诗,“茫茫的沙尘和冷雪间/有一畦青翠闪动”。

        (作者:沈 苇,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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