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7月31日晚，作家莫言蕴积十年的新作《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发布。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十二个故事组成，以作家“莫言”获奖后返回故乡高密的所见所闻为视角，描绘了一个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的世界。

那个“莫言”，被这个莫言所打量

    与过去《红高粱家族》等作品写历史不同，这一次，莫言关注当下。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在发布会现场，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道：“尽管这本书创作了很多人物，但最触动我的是那个叫‘莫言’的人。那个人也是一个作家，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享受着声名同时也为声名所累。在写作的时候，那个‘莫言’被这个莫言所打量。”此外，李敬泽敏锐地注意到，整本书的故事都是落地到“现在”，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历史化经典化的作家，但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现在、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的时候，面对这个庞杂世界，会产生和当下所有人一样的迷惘和感叹。

    “这部小说，我是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度地介入到书里。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莫言说。作家还乡是一个很经典的视角，这样的视角鲁迅等中外作家都使用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写作时也用过，只是这一次再次使用，视角本身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作家年纪增长自身眼光有变化，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盛名后再次遭遇商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故乡，经历更为复杂，莫言分析道。

    书里写的依旧是“文学的故乡”高密东北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已一去不复返。对于家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一切历史都曾经是当下，所有的当下也都会变成历史。”只有意识到一切当下都会变成历史、所有作为都会留下印记，才会明白人要负有责任。同时，只有明白一切历史同样是当下，才会明白我们温故知新，就可以从“当年的当下”里汲取教训、获得智慧，莫言这样理解。

老和尚只说家常话

    在这本沉淀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故乡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读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作家毕飞宇曾用“两个心脏、四个胃、八个肾”来形容莫言，以此表达他在阅读莫言作品时感受到的能量。“以前像大色块的油画，这一次加入了线条。”毕飞宇这样谈自己的感受，“如《斗士》这篇文章里对主角武功和村里一个外号叫黄耗子的青年打架的描写，就是典型的白描。我喜欢武功这个人物，如文章结尾所说，‘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在咱们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凶残者和弱者并不并存。但这一次是例外，这或许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文学创作圈有句话，叫作真佛只说家常话。修行了一辈子，一开始当和尚的时候经念得云山雾罩，最后发现老和尚只说家常话。因为老和尚终于修行到他觉得家常话就能把事说明白的境界了，”李敬泽评价道，“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追求，莫言现在到了只说家常话的时候了。”

    莫言认为，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也更为幽默松弛。

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无用”

    对作家而言，“早熟”是常态，为何莫言会为新作取名“晚熟”？

    对此，莫言分析道，“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艺创作角度看，一个作家或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文学家、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变化，不断超越自己。因此，“晚熟”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自己的创造力，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

    “像前浪在沙滩上打了个滚儿，翻过来又变成了后浪。”李敬泽打趣道。

    发布会现场，莫言、李敬泽、毕飞宇三位作家坐而论道，“文学的使命”是绕不开的话题。

    文学跟科学不一样。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直接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能迅速治疗疟疾。但千百年来，文学的发展变化比科学小得多，它对人类社会看起来没什么作用。但文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它非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莫言谈道。

    李敬泽认为，文学中包含着一些“无形”“无用”但却至关重要的价值。“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中，文学更是负载着至关重要的使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不一样，就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文的传统、文学的传统几乎是我们民族一个支撑性的精神构造。不管我们对文学的具体理解是什么，我们通过文学所要解决的，是‘晚熟的人’中的那个‘人’的问题。对于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下成长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对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不管怎么变，载体无论是书籍还是屏幕，在中国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作用。”

    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十年。有人说莫言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感言时，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晚熟的人》付梓，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