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作家与女性意识

    女性作家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世界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她们的作品，读者不仅领略了她们的实力和魅力，也看到了她们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努力。而她们所反映出的独立自主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群体思考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追求，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英美文学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将它们与所处的社会语境结合，探讨这些女性作家是如何在各自的作品中逐渐形塑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以及对传统社会观念的改造。

1.简·奥斯丁

    谈及英美女性作家，简·奥斯丁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位。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简·奥斯丁于2017年取代了查尔斯·达尔文，登上了英国新版十英镑货币的纸面。单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难看出简·奥斯丁在英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简·奥斯丁创作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爱玛》等六部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她的作品往往选取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中的女性人物作为主人公，关注她们的现实境遇和心灵成长过程，着力探讨了当时女性在面临家庭和婚姻问题时产生的微妙心理变化以及做出的抉择。

    一方面，简·奥斯丁的作品为读者们留下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让两个世纪以来的广大读者为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的曲折恋情、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理性和真情、爱玛的心灵成熟牵肠挂肚，感慨万千，也让人为简·奥斯汀和勒弗罗伊之间关系的无疾而终感到遗憾。另一方面，简·奥斯丁的作品也深刻地揭示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局限性，反映了当时英国女性在婚姻问题、家庭关系、教育权利、财产继承权和子女抚养权方面遇到的困境和挑战。与此同时，通过描写女性人物在面对上述问题时的遭遇和抉择，简·奥斯丁强调了当时英国女性独立自主的心灵追求，歌颂了她们勇于追求幸福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品质。

    虽然后世的读者们充分认可了简·奥斯丁卓越的写作才能，但是我们还是要充分地认识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女性作家带来的阻力。首先，与当时的许多英国女作家一样，简·奥斯丁在出版小说时，必须隐匿自己的姓名。事实上，当简·奥斯丁的真名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她早已不幸病逝。其次，她也没有权利为自己签订作品的出版合同。由于英国法律和社会传统习俗对于女性经济权利的约束，简·奥斯丁与出版社之间的交往多是由其兄长亨利·奥斯丁代为处理。此外，简·奥斯丁还必须提前向出版社支付佣金。最后，以简·奥斯丁为代表的19世纪女性作家们还得克服扎根于西方文学传统的偏见。

    自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纳斯、埃斯库罗斯等西方文学传统奠基人以降，西方文学传统对于女性写作就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轻视和偏见。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稍稍得以改观。其间，诸如詹姆斯·乔伊斯、托·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等作家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评论。甚至像霍桑——曾经在《红字》中塑造过坚贞不屈、美丽善良的海丝特·白兰形象——这样的作家也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颇有微词。这些“浪花”都生动地显示了简·奥斯丁在当时遇到的困难。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她是如何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为英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激励着后来的女性作品们沿着她的道路，继续向前挺近。

2.玛丽·雪莱

    1817年，简·奥斯丁离世。随后一年，年仅20岁的玛丽·雪莱便匿名出版了《弗兰肯斯坦》，将英国文学想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弗兰肯斯坦》的全名是《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普遍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通过实验创造了一个人造怪物的故事，探讨了生命的根本意义以及人性的伦理边界问题。与简·奥斯丁不同，玛丽·雪莱的作品所涉及的范畴超越了家庭伦理话题的局限，也并非只是单纯地反映女性人物的所思所想和心灵成长，而是更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西方社会在19世纪初发生的新变化以及涌现的新思想。

    当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在英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得到普及，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和博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当时的许多民众对于科学技术的兴趣日渐增长，这也为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的文学书写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例如，英国画家约瑟夫·莱特1768年绘制的名画《气泵里的鸟实验》）带来了新的灵感和素材来源，同时也被玛丽·雪莱纳入进了她的作品。

    1926年，玛丽·雪莱出版了另一部科幻小说著作《最后一个人》。在这本反乌托邦小说中，玛丽·雪莱继续了她对于科学技术伦理的思考，特别是对于现代医学发展、疫苗的出现以及大瘟疫问题的探讨。客观上讲，玛丽·雪莱的小说创作将以往的女性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探讨了更加宏观的时代语境和历史变革，对文学界重新认识女性写作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3.哈丽叶特·比切·斯托

    而当论及女性作家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改造社会观念和影响时代发展时，我们就不得不提起19世纪美国女作家哈丽叶特·比切·斯托。哈丽叶特·比切·斯托常被大家简称为斯托夫人。它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于1852年，出版后广受好评，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对奴隶制在美国的废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林肯曾在南北战争伊始风趣地将斯托夫人称为“引起这次大战的那位女士”。

    在整个19世纪，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第二畅销书，其社会和历史影响力可见一斑。在她的书中，斯托夫人揭示了长存于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例如人口贩卖、奴役剥削、种族歧视等，表达了对于非洲裔农奴的同情，同时也鞭笞了白人奴隶主们的自私和残暴，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种族、平等和蓄奴问题的思考。与简·奥斯丁相似，斯托夫人在小说中的描写更多地关注了当时的社会语境，探讨了她们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呈现出的社会百态和市井民生。

    但与简·奥斯丁不同的是，斯托夫人显然没有将自己的描写中心置于闺房之内，而是把目光投射在了更为广阔的北美大地上，聚焦于更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某种程度而言，斯托夫人对于蓄奴问题的关注其实也隐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痕迹。在她的作品中，如果白人奴隶主和其背后的蓄奴制度象征着一种父权社会形态，那么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对奴隶制度的批判就是一种颠覆固有父权社会制度的行为，关注了被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心声和诉求。对于斯托夫人而言，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既是非洲裔奴隶们，也很有可能是美国乃至西方的女性作家群体。

4.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20世纪初，诸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瑞贝卡·韦斯特、奥莉芙·施莱娜、多萝西·理查森等西方女作家继承了19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诸多传统，并进一步开拓进取，在关注女性心理发展和社会权益的同时，使20世纪的女性文学写作进一步发展。以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例。与简·奥斯丁不同，伍尔芙的写作并非一味地将故事的主人公设置为女性人物，而是常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展现和回应20世纪女性所面临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并暗示了自己的新想法。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远航》《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三个畿尼》等一系列作品被认为促进了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探讨了自19世纪以降英美女性作家们常关注的话题，例如女性的财产权、投票权、教育权和子女抚养权等，还进一步呼吁正视女性权益和性别身份问题，同工同酬，提倡平等，反对歧视。诚然如此，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并不以女性主义作家自居，甚至多次试图回避这一身份。对于伍尔芙而言，她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细腻的文笔和观察，深刻地思考了思想意图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运用意识流写作等新的叙事方式，颠覆了已有的文学传统，促进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而放眼近五十年，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势逐渐显现出理论化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普遍将女性身心体验与族裔、阶级、身体、创伤等理论相结合，思考了女性与历史以及社会其他因素之间复杂的交织性。更多来自于英美国家少数族裔以及边缘群体或前英美殖民地地区的女性作家不断涌现，并受到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的认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托尼·莫里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扎迪·史密斯、萨拉·沃特斯、阿兰达蒂·罗伊、德赛母女、艾勒克·博埃默和莎拉·侯等。这些女作家们普遍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有关少数族裔或社会边缘群体的经历，徘徊在现实与记忆之间、“家乡”与寄居地之间以及疏离和归属感之间。这不仅加深了她们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也进一步促进了英美文学多元化和跨文化世界性的发展。此外，她们的作品也强调了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在试图融入英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赞颂了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女性人物在身陷困境时不畏困难、勇敢独立、勤劳善良和仁慈博爱的品质。

    通过以上这些女作家们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英美女性作家们是如何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逐步在英美文学的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看到。在20世纪前半叶，以冰心、林徽因、庐隐、秋瑾、张爱玲、萧红、丁玲、凌叔华、石评梅和陈撷芬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纷纷涌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在近几十年间，以铁凝、王安忆、张洁、霍达、迟子建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当代女作家们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自己和读者呈现了独特的文学想象空间，也向读者们展示了女性作家的魅力。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更多的女性作家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如同春日的繁花一样，绚丽绽放，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作者：黄强，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