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类书中的陶渊明影像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唐代是极为关键的时期，士大夫慕陶、学陶的现象不绝如缕。在唐人构筑的陶渊明世界里，类书是陶集、史传之外的第三大资源库。陶集只录诗文，史传仅载事迹，而类书则兼采事与文，形成了对陶集和史传的有力补充。此点人们关注不够，于此试为考述。

    就现存文献而言，最早征引陶渊明事迹和诗文的类书是《北堂书钞》。《北堂书钞》设置的陶渊明关键词包括“陶潜常醉”“挂冠而去”“篮舆”“菊丛坐侧”及“木欣欣而向荣”五条，除最后一条为征引《归去来兮辞》之外，均是有关陶渊明饮酒纵逸和田园闲放的事迹。降至《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无论事迹还是诗文，陶渊明的类书资源都在继续开拓。《白氏六帖事类集》后出而居上，在“四大类书”中引陶和述陶最为繁密，显示出白居易对陶渊明资源的格外重视，这与他在诗歌创作中反复不断地咏陶和效陶可以相互映发。

    古代类书包罗万象，极重分类，从《艺文类聚》开始奠定了类书最具代表性的“天、地、人、事、物”的分类体系，依此顺序，先分若干部，部下又设类，层层剖析，像一张巨大的网，辨识度越高的文字越容易被“类书的网格”黏附。《艺文类聚》凡分四十六部，陶渊明的事迹和诗文循次被嵌置在岁时、人、礼、杂文、产业、服饰、食物、草、果、木等十部，其中人部的引文又分布于友悌、鉴戒、行旅、贫、隐逸等不同门类，显示出陶渊明现象的多面向和包容性。

    陶渊明诗文包含五柳、东篱、北窗、酒、菊、松、琴……作品或事迹蕴含的物象越丰富，与类书的亲和度就越高。《艺文类聚》岁时部“九月九日”门关于陶渊明事迹的引文颇具代表性：“《续晋阳秋》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这则引文有菊，有酒，还有白衣人，均是类书趣味的聚焦点。更为关键的是，事迹生发的背景在重阳节，这对极重岁时的唐人来说尤为重要。因此，除《艺文类聚》外，现存的隋唐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岁华纪丽》等对此无不加以称引。四部类书概括提炼的关键词分别是“菊丛坐侧”“王酒”“白衣菊酒”“白衣酒”，似乎酒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才是菊，但其所隶属的部类则无一例外都是岁时部“九月九日”门。《太平御览》的问世虽降至北宋初，其文献资源却大多来自唐代类书。王弘送酒一事在《太平御览》中不仅出现于时序部的“九月九日”，同时又被安置在人事部的“酣醉”、饮食部的“酒”和百卉部的“菊”，最能体现这一事迹与类书之间的多重因缘。

    除了该则引文的关键词和所属部类，更值得关注的是引文的出处。《续晋阳秋》是刘宋时代问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载东晋朝野的历史。它的作者檀道鸾，与陶渊明同时而稍晚，曾任宋永嘉太守。《隋志》和两《唐志》均著录为二十卷，说明该书至唐犹存，唐以后才渐次亡佚。《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类书的迭相征引，很可能据自原书，而未必是从《北堂书钞》乃至更早的《华林遍略》等古类书辗转稗贩。《续晋阳秋》是编年体史书，两《唐志》即归之于编年类。刘知几称：“刘遗民、曹缵皆于檀氏《春秋》有传，至于今《晋书》，则了无其名。”（《史通·杂说上》）其中檀氏《春秋》即檀道鸾《续晋阳秋》。该书既然是编年体，刘知几何以称其“有传”呢？专门的人物传记不是纪传体才有吗？清人章宗源考证“编年书不宜言有传”，而姚振宗又批评章说为“胶柱之言”。可以肯定的是，刘知几生当初、盛唐，必亲见是书。如其所言属实，则檀道鸾以编年体而兼收传记，可能是为了弥合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缺失。《续晋阳秋》既载有《刘遗民传》，则为同属于“寻阳三隐”的陶渊明设传，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该书保存于类书的三则逸文也对上述推测提供了佐证，除上述被广泛征引的“王弘送酒”外，还有见于《北堂书钞》设官部的“陶潜常醉”和《太平御览》服章部的“渊明无履”。檀道鸾对陶渊明浓墨重彩的记述，确实很难被置于编年体的框架之中，《续晋阳秋》设《陶渊明传》是确定无疑的。

    陶渊明“王弘送酒”的逸事，虽然最早见于檀道鸾的《续晋阳秋》，然而并非唯一出处，沈约的《宋书·隐逸传》、李延寿的《南史·隐逸传》及萧统的《陶渊明传》等对此亦有记载。《南史》与《宋书》了无异文，可不必论。萧统《陶渊明传》较《宋书》所载虽多“满手把菊”四字，却并非出自仰慕者的想象之词。檀道鸾记此事称“摘菊盈把”，正是萧统“满手把菊”所本。后世三种陶传文本较之于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虽后出而均有所简化，主要体现在《续晋阳秋》“望见白衣至”这一情节的删略。所谓白衣人并非江州刺史王弘，而是他遣派的送酒使。

    “白衣送酒”遂成为唐诗尤其是重阳诗咏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如杜审言《重九日宴江阴》“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李白《九日登山》“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皇甫冉《重阳日酬李观》“不见白衣来送酒，但令黄菊自开花”等皆是。以“白衣送酒”取代“王弘送酒”，正可见唐人取阅此事非出自《宋书》《南史》等陶传，而只能是见于各种类书所引的《续晋阳秋》。檀道鸾对陶渊明逸事的极力铺写，可印证《续晋阳秋》以文采见长的史学风格。刘知几批评道，“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史通·杂说上》）。如果说“摘菊盈把”“望见白衣”等即是刘氏所说的“奇语”，这些富于文学性的描写笔法就是檀道鸾“欲益”“求妍”之表现的话，从史学上来说，可能并不值得推崇；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白衣与黄花的搭配，在视觉上可以类比于曹植笔下的“白马饰金羁”，具有让人惊艳的效果。“满手把菊”、闻酒“起舞”的陶渊明，凭借唐代类书的征引和强化，在文学接受史上留下了一幅光彩溢目的影像。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