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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新冠肺炎疫情的迅猛来袭震惊了全世界，但这实质上是一场防御战。超载的地球正在抵御一场来自人类圈的攻击：人类滥用自己的新能力，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的自然力量对比。我们必须尊重这一事实，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基于同样的逻辑，罗马俱乐部联合主席桑德琳·迪克森·德克塞夫说：“新冠病毒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表明，整个地球、所有物种、所有国家和地缘政治任务都是紧密相连的。除新冠病毒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金融危机也没有国家边界之分。”“乱砍滥伐、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气候变化，都提高了疫情的风险。乱砍滥伐拉近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距离，增加了人畜共患病毒跨界传播的可能。为了发展自然导向型、公共福利型绿色循环经济，我们需要找到事情发生的诱因。”
1.拒绝团结的根源在于贪婪
在那些关注地球资源有限性的人看来，与当下聚焦于人类健康威胁相比，实际问题要多得多，但这么看问题太过宽泛。例如，谈到建设一个满足公共福祉的经济，我立刻注意到需要扭转近几十年的趋势：几十个最富有的家庭拥有世界一半的财富。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消除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参与全球合作的各经济体就不能采取“竞底”策略，即为了追逐利益，不惜采取低工资、减税和最具破坏性的监管。我们正开始感受到，单单以“底线”数字，即利润，来评估经济表现是多么误导，因为在这样的利润后面是不可胜数的破坏。
我们眼下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药方，但了解治疗“竞底”的药方却已有时日。例如，二十国集团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其他关注紧迫议题的场合，经常会讨论这些药方。不幸的是，这些讨论常常要么囿于学术层面，要么无法达成协调行动。单个公正的国家改变不了世界，尽管我并未低估榜样的力量。但是，要想得到更持久的改变，至少需要一群强大的、愿意合作的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比的分量，共同推动落实达成的解决办法。
正如布里埃尔·祖克曼或托马斯·皮凯蒂所建议的那样，唯有一个由经济强国组成的合作性群体，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运用相同的税基和金融财富登记来干预诸如减税、逃税和避税天堂。这一群体会发现税收陷阱在哪儿，谁在逃避纳税义务，在哪儿逃避。然后，这个群体会采取共同的海关保护措施来打击避税天堂，以防止不公平竞争。拒绝团结起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贪婪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将导致我们的星球开始变成地狱。
这些看似与疫情无关的话表明，当前危机的解决不仅有赖于集中力量于医学研究，以及以负责任的态度遵从流行病学家和卫生学专家的建议。正如任何重大变故一样，这也是一个带来根本改变的良好契机，可以警醒世人从更尖锐的角度看待环境压力。即便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政府也开始断然采取一系列社会措施。人们意识到，倘若社会中一部分人无法承担医疗检测费用、居家隔离或照顾突然停课的孩子，新冠病毒将会有新的暴发，并带来更猛烈的打击。
因此，以充分的社会关照和社会公道面貌出现的团结和公平，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关乎人类的生存。当新冠病毒再一次向各国政府表明这一道理时，各国政府毅然抛却了紧缩政策之下对过高预算的忧虑，开始提供补贴或贷款担保，动用社会政策工具。其中，用得最普遍的是短时工作，即政府支付部分工资，以防私企因需求剧减而裁员。此举还有别的好处，它使我们想起进步左翼的梦想——全民基本收入。
2.韧性、灵敏度和应变能力
但如果一些国家只能在低水平上运用团结工具，也会导致不公平。这正是为什么欧盟特别是南欧国家倡议使用欧盟共同基金来为这些政策提供融资。不由国家预算提供资金，是因为自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南欧国家始终没有摆脱政府债务的阴影。
在某些领域，已经采取了同样的步骤。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支持欧洲央行与银行业合作，提高借贷的灵活性，特别是风险时期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根据欧盟委员会2005年6月29日发布的银行业一揽子计划，需要加快运用经济民主工具，如“员工项目”。这是一个新创的机会，受到威胁的企业可以关闭，或向雇员进行风险销售，企业由此变为雇员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
关闭国家边界和保持社交距离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化盛行。疫情还加快了数字化的使用和机器人对人类的取代过程。印孚瑟斯的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委员会委员莫希特·乔希留意到很多这样的变化。他说：“灵敏度、扩展性和自动化是当今工商新时代的关键词，拥有这些能力将是赢家”。
此次疫情凸显出数字化和远程合作的优势，将使我们重新评估和塑造消费、供应、互动和生产的模式。数字化和远程合作不是崭新的事物，现在正以分布式数字合作的形式，得到快速发展，并可以运用于远程全球生产中心。
政府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要素，可使人们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被取代，其福利也不会受损，政府这样的干预无意中加快了数字化趋势。这些中心可以规模不大且能够服务于本地化的需求。同时，较小规模的地方经济与当地人的购买能力更相适应，因而他们对经济民主化持开放态度。
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地理的多元化，是构成韧性即抵抗力的要素。乔西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各行各业应当努力提高韧性和反应速度。为了提高韧性，我们要在供应链中逐步推广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以减少接触，消除感染风险，降低对现场工人的依赖。在需要增加或减少生产的时候，更大规模的生产和地理的多元化还有助于应对需求的突然变化。
韧性、灵敏度和应对突发变化的能力是所有战略的核心。乔西总结说，各行各业需要搞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强，哪些方面可以更加灵活。
3.人工智能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针对不确定性所作的反应。早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这种不确定性就已经在“超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且程度越来越高。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凯末尔·基里克、慕尼黑工业大学及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达莉亚·马林这两位德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早期的全球化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生产转向低成本国家）在“铁幕”消失和中国入世后，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交通革命即集装箱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我们开始步入“超全球化”阶段，该阶段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止过。在巅峰时期，全球价值链一度占到世界贸易增长的60%。
经济学人智库报告指出，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取代人类的强大动力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报告认为，2011年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就已停滞，原因之一就是世界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2012年欧债危机期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升高了200%。根据该报告，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主要是指不确定性或变化的表现频率。
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增长了70%。如果将世界不确定性指数与全球价值链数据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对富裕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巨大影响。报告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增加300%，相应地，全球价值链活动也将减少35.5%。
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制造业向富裕国家的回归。取代离岸的是其相反过程——回岸。新技术成本的下降正在彰显低廉工作的重要性。这将增加生产在附加值中的份额，但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工人有利。报告认为，特朗普和新冠病毒都加快了世界劳动分工的变化，但真正的诱因却是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2014年，韩国和日本是机器人行业的领导者，每1000名工人中约有6个机器人，而德国有4个，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有2个，美国有1.5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分裂（除非下一届美国政府专注于此），但短距离物质生产将会是一个优先选择。该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的重大冲击，需要各国协同应对。我们已经认识到需求，但还需要相互协调。
（作者：伊日·帕劳贝克，该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协调供稿，王灵桂统筹，王文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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