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瘟疫与人类社会

    回眸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好像都有瘟疫的踪迹。从瘟疫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确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如果以地球史为衡量标尺，那么引发瘟疫的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各种病原体，其存在的历史无疑要比人类历史久远得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绝非一种单向度的因果链条，而是多种因素共同铺就了人类文明前行的科学轨迹。

    人类自从在地球上诞生以来，就始终与这些先期在地球上生存的微型天敌在肉眼难以看到的战场进行了无数次的遭遇战，由这种遭遇战构成的互动关系几乎没有间断过。从瘟疫视角回首和解读人类历史，其根本在于如何认识和表述这种互动关系，这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视角完全不同，因为前者关注的核心是瘟疫在人类历史、人类文明中的角色，而后者注重的关键是抑制和阻断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干扰和戕害。医疗社会学原理表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伴随着包括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疾进步，包括预防疫苗、治疗药物和相关设施设备等在内的科技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人类防治和抗击瘟疫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人类对各种瘟疫和瘟疫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并不介意和看重。就历史研究的层面而言，虽然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史研究迅猛推进，但是对于瘟疫与人类相互缠斗的漫长历程，仍需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发掘，这既与早期史料的严重匮乏和新旧医学术语无法全面对接有直接关系，也与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面对瘟疫时产生轻蔑和不屑心理密切相关，毕竟发生在100年前的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也没有彻底毁掉人类，而且正被人们逐渐地忽略和淡忘。这种傲慢和自负的心态让人类在厘定瘟疫与人类关系时，充满着满不在乎与无所畏惧。尽管关于瘟疫的叙事一直没有溢出传统史学的范畴，但是瘟疫的偶然性、突发性、非选择性和不可抗拒性，与国人早已熟稔的因果关系历史叙事模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自从理性时代莅临这个世界，人们在推崇和运用逻辑、秩序、规律和规则的同时，逐步放弃了对偶然性事件和或然性因素（如地震、海啸、瘟疫）在社会发展中存在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麦克尼尔所写的《瘟疫与人》一书，就是通过叙述瘟疫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图为瘟疫在人类历史中“恢复名誉”，给予瘟疫在人类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而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在宏观层面和战略格局中，将人类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予以降格和下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世界范围，尽管游移不定的瘟疫是一个变量，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无法确定，但毋庸置疑，人们不应确立这样一个命题——现代人类表面上对瘟疫所形成的防治优势绝不是贯穿古今的。

    一旦作为自然力量的瘟疫以一种变量身份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其对人类的影响在尺度上将使一些战争相形见绌。《瘟疫与人》一书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成因同瘟疫的致病原理，也就是“微寄生关系”作了比照和剖析，发现人类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寄生关系，绝不只是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叙述范畴，瘟疫作为表面看似与人类组织形态的寄生关系没有瓜葛的外在因素，被作者引入社会组织形态构建上。这两种貌似毫不相关的寄生关系，即微寄生关系与巨寄生关系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容易演绎出一种瘟疫决定论的论断。《瘟疫与人》一书写道，由瘟疫引发的各种形态病变如病毒、细菌等，究其根本也是一种生物，既然是生物必然应遵循繁衍生息的基本自然规律，必然呈现先天扩散的冲动和自然膨胀的属性。自人类诞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要与这种生物有所交汇、碰撞和冲突。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某些瘟疫依附人类的迁移和征战向全球蔓延，把作为传统地域病的瘟疫演变为世界性的灾难。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段，人类迁移征战的规模和速度直接决定着一些地域病演变为全球性瘟疫的可能性，而人类的迁移征战又受到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文明客观上成了某些瘟疫传播的又一个载体，这个载体使部分瘟疫突破了原有的自然界域和地理限制，裂变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疫病。

    发生于2003年的非典和现在仍在全球各地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瘟疫事件，这两起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刘金祥，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