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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8日 星期六

    提学官与关学

    作者:李敬峰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8日 11版)

        关学在经历了金元的低迷和消沉之后,至明代始复振兴。而以往学界对这一学术现象的考察多从关学学者的角度切入进去,这当然并非毫无根由,毕竟他们才是以身体道、传道者。而其实,有一个群体对关学在明代的复振同样居功至伟,甚至是不可或缺,这就是“总一方学政”“为一方之师”的提学官群体。

        明代在正统元年(1436)开始设立提学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代灭亡,陕西历任提学官共计有64位。而其中,督学活动受到时人褒奖的有近一半之多。(李波《明代陕西提学简述》)

        修建书院:早期陕西提学官十分重视书院的建设,娄谦于弘治元年(1488)令西安知府重建学古书院,撤去道教的三官神像,恢复孔子及四配像,以示崇儒重学之意。而后于1491年至1498年任职陕西提学官的杨一清延续和光大了这一策略,在陕督学七年,修建16所书院,数量在当时名列全国前茅。如在1495年督建绿野书院,专设横渠祠,推崇关学宗师和地域儒学。1496年在西安就地重建正学书院,同样设张载祠,崇祀先贤,表彰正道,风励士子,“选英俊居其中,躬自教督”;复振关学的中坚人物吕柟、马理、韩邦奇等皆就学其中,杨一清亲自教导,“躬授经传,使转相传受,故遐方之士咸如亲炙”,并在他们登进士第后,多方拔擢,使陕西在成弘年间人才辈出,驰名朝野者不在少数。再如他在凤翔府督建岍山书院,同样造益一方,闻名天下。后继提学官在杨一清等创建书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书院规模和数量,尤其是杨一清重建的正学书院,此后的多数提学官皆重视有加,或不断增容,或亲临施教,使正学书院成为有明一代陕地引领教化、人才济济之地。这些提学官或修建书院,或褒奖书院,为关学的复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场所。

        识拔英才:关学的复兴仰赖于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而他们特立之操、出群之姿的养成则与提学官有莫大关系。杨一清督学陕西时,亲自指点吕柟、康海、马理等,并说:“康之文辞,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后康海、吕柟皆高中状元,马理则登进士第,而吕柟与马理并为关中学者所宗,尤其是吕柟更成为关学的集大成者。对于杨一清的督学成就,马理曾说,“提学时,善于其职事。有博记诵者,有修文辞者,有攻举业者,有志道德者,虽所学不一,皆以为美,诱而进之,曲成不遗”,由此可见杨一清遴选士子不拘一格。王云凤督学之时,“一时西土士风,亦骎骎乎复古矣”,尤其是优选韩邦奇等入读书院,后者成为复振关学的中流砥柱。朱应登督学期间,“勤勤恳恳,若将一变而至于道矣,加之以年,则学者诵习之力,岂或少让于浮梁君哉”。唐龙更是成就斐然,据载:“时士学趋诡异,乃新正学书院。选士群肄之,划其奇靡而约诸理,其所登进者悉为名臣。”又载:“关中名士,凡有与被渔石之教者,莫不渐德感化。钝者奋而利者惧,于是彬彬然,视往益懋。”这就将唐龙拔擢人才的贡献明白无疑地揭示出来。刘天和督学之时,不遗余力荐举人才,“关中缙绅若张君时济、许君伯诚、胡君承之,皆刘子巡按时所举士也”。敖英任职时,“以躬履之余诱掖多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关学人士吕潜,“学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学书院以风多士”。许孚远任提学副使时,“开正学书院,拔志趋向上士讲明正学”,“凡寓内后进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绪论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可见许孚远对关中士人的提携之功。而这其中,晚明复振关学的两个主要人物冯从吾、张舜典皆从学许孚远,受到许孚远的亲身指教,李二曲曾说:“(张舜典)与长安冯少墟先生同时倡道,同为远迩学者所宗,横渠、泾野而后,关学为之一振。”从这几任提学的事迹来看,他们简拔优秀,培养后进,为关学的复振奠定了重要的一环,即弘道群体。

        推重理学:关学是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从我们经常以濂洛关闽来描述宋明理学的流派可以直观反映出来。历代提学官十分重视理学的推广。首先,在教育内容上,有“国朝提学之最”之称的杨一清在主持陕西学政时,就十分重视理学内容的教育,“以道设科,分经建局,于是乎彬彬弟子员复知有鲁斋之学矣,上之知有横渠与二程之学矣”,可见杨一清确然以理学为教,终致陕地“飒飒乎道学之流行”。后继者王云凤更是“教人读书,自《小学》《近思录》始,次及各经史”,强化理学的教育。再后来的闾东则有见于“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故而“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王阳明)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也就是说,闾东在陕地开讲阳明心学,为关学注入新的思想。提学副使何景明更是推崇张载的《正蒙》《西铭》,并将刘矶的《正蒙会稿》作为士子教本,刊印分发,使“关中诸生,人置一本”,推行关学教育。孙应鳌“督学关中,以濂洛之学自任”,许孚远则将湛若水一系的心学传到关中地区,亲自教导诸生,并由冯从吾、张舜典辈发扬光大,使关学“一变至道”,直接推动关学形态的更新和转化。另一方面,提学官除了以理学施教外,对理学人物的推崇亦为关学的复兴起到催化作用。如杨一清亲自祭拜张载,并作《谒横渠祠》;王云凤则将关中学者李锦亦增入祭祀行列;姜士昌推重冯从吾之学行,多次拜访冯从吾,并亲自为其著作作序;无独有偶,另一提学副使洪翼圣亦为冯从吾著作作序,并高赞冯从吾道:“笃志圣学,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辟异端,则洙泗一脉将安赖哉?”孔天胤则为陕西巡抚贾应春刊刻的关学大儒韩邦奇的《韩苑洛先生文集》作序,并称韩邦奇为“当代之儒贤”。许孚远礼聘关学人物王之士、冯从吾讲学书院,以为士人矜式,并雅重关学人士郭郛,以礼相待。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提学官们以政治身份对关学人物的褒奖和推崇,无疑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

        由上可见,明代陕西提学官借助政治资源和手段,从构筑平台、培养传道者、推重理学以及倡导关学等角度,对关学在明代的复振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这就表明关学在明代的复振绝非只是关学学者群体努力的结果,督导一方学政的提学官理应成为我们考察关学复振的重要视角。

        (作者:李敬峰,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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