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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8日 星期三

    “出版热”“阅读热”,何以大家都爱汪曾祺

    作者:本报记者 陈 雪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8日 09版)

        最近出版的新书中,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

        5月初,共20册的《汪曾祺别集》正式出版;6月中旬,问世一年的《汪曾祺全集》第三次加印,累计印数达1.2万套;“汪曾祺经典”丛书正筹划在7月的江苏书展“汪曾祺主题图书展”上推出……

        今年是当代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不得不按下暂停键,但多种形式的汪曾祺作品集、书画集、评论集仍相继问世,在出版领域,“汪曾祺热”一直都在。

    第二部《汪曾祺全集》问世

        “不是所有作家都值得为他出全集。”

        今年3月的一场线上纪念活动,《汪曾祺全集》项目主持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郭娟讲述了《汪曾祺全集》的编辑过程,她花了两个小时都讲不完其中的故事,因为这一套书一编就是8年。

        《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一生所著所写文字的总集,收入迄今为止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12卷,400多万字。

        199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是汪曾祺第一部作品全集,时隔二十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做《汪曾祺全集》,既是一次出版的活动,也是一次学术活动。郭娟曾于2005年参加过《鲁迅全集》修订版工作。从一开始,项目组就定下了高要求——“编辑《汪曾祺全集》向《鲁迅全集》看齐,尽量做到同样高度。”

        8年如何度过?请孙郁、季红真等汪曾祺研究专家开编辑工作会议,向社会征集佚文佚信,对不同版本的文本进行比对。8年里,400多万字来之不易,好消息陆续传来:40年代的《白松糖浆》等小说被找到了;2018年,失踪已久的1962年油印版的《小翠》剧本出现了……

        8年有何收获?郭娟细细数来,小说增加了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类新收文章100多篇,剧作新增7部,书信卷收293封,诗歌从北师大版的88首扩充到人文社版的250多首。

        汪曾祺百年诞辰之际,另一套受关注的作品集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别集》,主编为汪曾祺之子、作家汪朗。什么是“别集”?据编者李建新介绍,20世纪90年代,汪曾祺先生为沈从文作品集取名《沈从文别集》,沈从文生前,想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只要朴素大方,便于收藏携带,便于翻阅。《汪曾祺别集》正是承续《沈从文别集》的宗旨。“在纪念汪先生的同时,向沈先生致敬”。

        “只要发与汪老有关的内容,总有人问是不是《汪曾祺全集》有消息了?”8年中,读者的期待令郭娟十分难忘。

        “汪老啊,念念不忘,终有回响。”《汪曾祺全集》出版当月,一位读者在豆瓣上评论道。

    从“悄悄地写”到不断翻印

        “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成为出版的热门题材。”汪朗说,父亲曾经说,“我悄悄地写,你们悄悄地读”,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一位“畅销书作家”。

        记者从中国版本图书馆了解到,2019年,涉及汪曾祺主题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为80余条,2020年为50余条。汪曾祺作品集中最受欢迎的一本是《人间草木》。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至今,《人间草木》共出了18个版本。郭娟说,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热度已经延续许多年,今年百年诞辰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出版热”背后是“阅读热”。汪曾祺之女汪朝对记者说,近五六年明显能感受到父亲的读者越来越多,社交网络兴起后,发现了许多“汪迷”群体。加上近些年汪曾祺作品频频入选学生教材,年轻读者也多了起来。

        “如今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他自己也未必喜欢。”汪朝说,2018年左右,咨询作品授权的出版机构非常多,“好像一股风似的”。汪朝发现,目前图书市场上版本很多,已经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

        最令汪朗和汪朝困扰的,是像“人生不过一碗红尘”这样的鸡汤式书名,一些书在出版后家属才发现,书名并非汪曾祺的原话。汪朝注意到,甚至有正规杂志引用的汪曾祺语录都是假的,她认为,现在的出版热“有些过”,于是,近几年拒绝了许多出版授权。

        “当代作家有两个人去世以后书不断被翻印、不断被出版,出版多少本都不知道,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王小波。”学者孙郁说,汪先生的书现在依然畅销,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位作家。

    怀念汪曾祺的理由

        6月12日,北京书市朝阳公园现场。青年作家侯磊面对直播镜头,展示着一本泛黄的《文学杂志》(第二卷),他特意选择在汪曾祺百年诞辰之际,向观众介绍“京派文学”与汪曾祺,聊聊汪曾祺笔下的北京。

        像侯磊一样,这段时间,许多人讲述了自己怀念汪曾祺的理由。

        “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母语的人。”孙郁说,1980年汪先生的《受戒》发表,后来《大淖记事》等等作品出来以后,让读书界,特别像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读起来非常惊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我们当时看到很受震动”。

        “为什么汪曾祺是一个‘贯通性’的作家,从他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半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在纪念活动中说,汪曾祺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跟任何一位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中国故事都不一样。“我这是一句非常粗浅的、像废话一样的结论,但这是我怀念汪曾祺的理由。”

        汪朗说,汪曾祺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个底色。

        作家汪曾祺身上,有着许多标签: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放下种种标签,今天阅读汪曾祺之热,是作家与读者文学互动的结果,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

        (本报记者 陈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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