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如何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还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邀请四位国内外知名智库负责人就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局展开对话，反思疫情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及未来发展。

1.疫情对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有哪些？

    欧阳康：很高兴能与各位专家共话疫情影响下的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剧了大变局之“变”。一是催化剂作用，把个体、群体、民族、政党、国家乃至全人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二是加速器作用，在短短3个多月时间内将健康、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引发了很多国家对于一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三是牵引器作用，各国抗击疫情的方式和效果反映出各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也关系着国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朱锋：疫情确实对当前和今后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疫情拉近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疫情提醒人们，不管科学主义在过去200年里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人类要完全掌握和控制自然，依然是个遥远的梦。疫情不仅加速了生物医学、病毒学等领域的多项革命，也将进一步加快人类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步伐，激发人们了解自然的勇气和决心。其次，疫情给人类反思自身生活方式提供了契机。如何健康安全地饮食，不仅是个传统和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人类未来的重大健康和安全问题。最后，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疫情面前，人类更是“天下一家”。这启示我们，不仅需要合作抗疫，更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预警和管控机制。

    鲁道夫·沙尔平：确实，人类正面临着新冠病毒带来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文化生活、社会安全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大国与小国、区域合作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都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那就是合作。

    翁诗杰：本次疫情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可以预期的深刻变化可归纳为六个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而会冲击区域性组织的内部合作；逆全球化势力乘机再起，加之一些欧美国家的保守主义，势必会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冲击和省思；现有的国际秩序面临考验，疫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数增加，这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考验和阻力；与疫情相关的防控与治疗将会成为多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改变目前全球医疗物资供应链布局，一些国家将把这部分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中；加速电子商务与移动金融的普及化，这会改变多数国家的经贸生态和社会生活；西方国家政客频频甩锅，加上一些西方媒体煽风点火，一旦反华仇华的情绪滋长，中国境外的华人华侨将会首当其冲，成为居住国打压排挤的对象。

    科洛多科：疫情总会结束，但其阴影还将长久笼罩着人类。疫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或许很难得到满意的答案。此次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其范围、深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都是我们无法预估的。今天看似很有远见的想法，明天再看，就可能缺乏想象力了。

2.开展全球抗疫合作的路径在哪里？

    欧阳康：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复杂严峻形势下，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各国均须保持开放心态，审时度势，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探索合作路径，为全球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在思想上，应将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到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的战略高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善治高度谋划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在行动上，探索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协同健康发展之路，以双边、多边、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体系等多种方式开展抗疫合作。

    在组织上，积极支持世卫组织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工作，积极构建全球公共卫生检测体系、预警体系、应急体系、防疫体系、医疗体系、科研体系、战略物资生产和分配体系、物流体系、监测体系等；在科技上，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病毒探源、病毒传播、疾病治疗、药物研究、疫苗研制、病员康复、心理治疗、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建立现代公共卫生科研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人类的认识和科技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要及时回应国际关切，对一切妨碍全球抗击疫情和公共卫生合作体系的言论和行动予以坚决反击，防止任何形式的污名化和政治甩锅行为。

    朱锋：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一是各国应该以阻击疫情为重，暂时搁置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竞争，展示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尊重生命基础上的合作与团结的精神；二是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世界各国都无法退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抗疫的国际合作是赢得抗疫阻击战的唯一途径；三是各国需要通力合作，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与主导下，尽快分享病毒数据和相关的药物治疗信息，并就抗新冠病毒的药物、医疗方案和疫苗培育通力合作。只有真正行动起来、合作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减轻疫情的影响，这也是国际合作的精神所在。

    翁诗杰：全球抗疫的国际合作由世卫组织协调是合理的。在这个平台上，中国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展现了大国的担当和责任。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全力配合世卫组织，比如及时通报疫情、分享防控与治疗经验等。当前，世卫组织面临的窘境主要是资源匮乏，运作资金更是仰美国鼻息，短期内不容易填补美国停止资助所遗留下来的资金真空。简而言之，现有的国际组织是当前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有利平台。在扬长避短的前提下，中方不妨发挥在医护物资方面的生产优势，支援世卫组织。

    科洛多科：如果森林正在发生火灾，这时痛惜被烧毁的玫瑰是不合时宜的，应该先救火。同样，当下也不是为经济增速下降而惋惜的时候。实施强有力的预防和治疗措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基于此，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得到救治并重获健康，这和经济萧条导致的物质损失相比，具有更大的价值。疫情导致很多微观经济问题，尽管当下不易，但是短期问题大都可以得到解决。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持，保护有特殊需要的人群，这种做法没有错。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有必要为这次疫情中专门创立的创新型金融工具注入资金，助推经济恢复。

    鲁道夫·沙尔平：抗疫的国际合作只能基于科学的研究、有效的沟通交流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分享。在我看来，如果科学研究能够由多方共同推进，那么这种基于透明性的信息交流和开放性的科学研究将会是最富成效的。

3.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走势指向何方？

    欧阳康：疫情对现有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大部分国家由于各种形式的封城或居家隔离全面停摆，经济社会运行压缩至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全球经济是否会进入到百年以来的又一次大萧条，取决于各国的抗疫效果和全球经济复苏水平。

    疫后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三个新特点：第一，“经济主权”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很多国家可能会把国计民生的关键项目、安全项目、民生项目把握在自己手上，一些国家会努力走回到“小而全”的生产体系；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与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战略资源不再均衡占有，一些国家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作用；第三，高科技和信息化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朱锋：目前，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是，疫情将给世界带来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众多低收入国家，恐怕在遭受疫情打击后将再度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世界银行已经紧急呼吁筹集68亿美元，救助世界上40个贫困国家。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衰退，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和欧洲出现第二波疫情，其经济衰退甚至要比1929—1933年大萧条更加严峻。抗疫、民生、复工复产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基本走势将取决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翁诗杰：今后的国际经济走势，需要观察当前宏观的国际政治演变与个别国家振兴经济的力度和成效。值此全球经济互相依存的年代，疫情的此起彼落，会把整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期拖长。另一方面，本次疫情已让中美经贸摩擦升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初始阶段防疫不力，导致欧美各国的确诊病例与病亡率双双飙升。少数国家为了开脱责任指责中国。在甩锅、索赔之余，预计还会对华动作连连，借以打击中国的经济复苏。

    总体来说，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皆会日趋强硬，同时也会拉拢一众盟友在对华关系上设置更多障碍，尤其是在经贸、科技与教育等方面，尽管欧美企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

    发展中国家，如东盟诸国，以目前形势来看，相信只要中美关系没有全面陷入僵局，南海矛盾没有突发性激化，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仍会稳健发展。与此同时，若无意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预料今年也会在15国（除了印度）间达成共识，这对缔造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起加分作用。

    科洛多科：如果我们在制定短期政策时不将长期发展战略纳入考虑，就不可能解决渗透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混乱局面。过度的经济金融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有限集中，会导致政策的盲目性。要想制定出明智的策略，我们不仅要好好了解最初的情况，还要运用想象力。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惊喜”或者“惊愕”了。

    旧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再适用于分析和解释新的情况，所以除了经济学，这场疫情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向新实用主义的逐步过渡可能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新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适度进行经济活动的战略，还是一种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种可持续发展以创新、非传统和整体经济为理论基础。

4.世界政治格局将如何被重新书写？

    欧阳康：本次疫情是对所有国家和社会制度前所未有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巨大挑战。首先，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速度，放大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也会由此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会对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其次，二战以来构建起的国际组织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挑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功能会有所弱化，美国以不断退群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也导致世界政治更加多极化和复杂化，国际体系会以新的方式来重组。最后，大国博弈进入白热化，美国坚持自身优先，抗疫中出现严重的认识失误和战略失当，暴露出制度和治理体系问题；美国受到国内两党纷争和选举政治影响，急于甩锅，背弃了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不仅不利于全球抗疫，还有可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负力量。

    朱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会出现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本届美国政府放弃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扮演的领袖角色，加上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美国领导人抗疫前期行动疏忽和乏力的批评，美方一些人蓄意让中国成为美国疫情严峻局势的“替罪羊”。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抗疫行动的恶毒攻击和狂妄自大的“中国追责论”，不仅阻碍了美中两国本来应该开启的合作抗疫进程，更是进一步恶化了美中关系。对于美国政府当前的这些做法，世界各国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全球的抗疫合作进程与唯我独尊的“美国优先”之间的角力，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书写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

    翁诗杰：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会更趋多极分化。随着美国全球地位衰退，西方国家有些群龙无首，再加上疑欧派与保守右翼势力的扩大，疫后的欧盟团结会进一步受到考验。

    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再加上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抬头，美国只会加速孤立，催化其国际领导地位被取代的可能。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抗疫经验引发全球关注，尽管中方一再强调只是分享经验，可这已被一些人刻意解读为“输出中国模式”，并被描绘为一种对西方现有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叫板行为。中美两国的博弈，纵然中方想保持“斗而不破、竞合同行”的现状，可美国对其霸主地位受到空前威胁耿耿于怀。这种氛围很容易令两国关系由战略性的竞争合作脱轨演变成多维度的对峙。

    科洛多科：真正可怕的是因这次疫情而滋生的恐惧心理、非理性主义、狭隘主义、民族主义、党派意识和保护主义。我们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还来自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仇恨。这种仇恨和厌恶的情绪会伤及所有人，因为它会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鲁道夫·沙尔平：是的，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蔓延。不论一国的政治体制如何，病毒都对其人民带来威胁和挑战。因此，眼下国际社会合作最为重要，任何形式的“责备游戏”、仇外心理都应该受到谴责。

5.疫情给世界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欧阳康：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紧密相连。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意识到，各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本次疫情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让各国各民族意识到，在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和重大生存危机之时，我们需要携手互助、合作抗疫、拯救生命，保证人类的种群延续。而疫后重建，各国各民族需要相互激励、共同发展。

    朱锋：没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合作抗疫、团结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唯一选择，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在一次次共同面对并战胜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挑战中不断凸显。历史提示我们，只有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世界才能继续保持发展、稳定和繁荣，人类才有美好的明天。

    翁诗杰：这是一个人心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是最好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面对疫情全球蔓延，中国驰援海外体现了中华文化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从一个非当事国的客观视角来看，只要驰援方能够充分掌握因国制宜的原则施以援手，让双方各得其所，自然是皆大欢喜、事半功倍。

    科洛多科：自由与民主在此次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深陷泥潭。一些人认为，对自由与民主采取一定的遏制措施，有助于保持高度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一段时间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在与其无法应对的困难做斗争。对抗民主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目前民主遭受到的非议可能更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民主在解决瞬息万变的问题方面的弱点和局限性；另一方面，在抗击此次疫情的国家中，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及暂时实施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在疫情过后持续实行。

    鲁道夫·沙尔平：我相信，政治领导人将打开所有的门和窗，将人道主义精神转化为更紧密的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当前的危机。对我们来说，共享未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比其他所有的都更为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参与本稿组织和编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