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沉疾

    2020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国民主制度的“机能失调”，它正遭受着两种“病毒”的侵扰。一种是自然界的新冠病毒，起初特朗普政府自信可以完全控制，事实上美式防疫成了“美国优先”或者“美国第一”的反面教材。虽然美国目前的检测数为3200万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官方统计，美国人均检测数排名不到前十；美疾控中心不得不通过采样数据来推算，结论是美国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公布数字的6～24倍，即可能会有超过六千万人确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维持“世界第一”。

    而另一种“病毒”却是美国的族群认同问题，即种族主义的痼疾。自然界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方式进行防控，而根植于美国民主制度骨髓中的“种族问题”，却是一个国家能否平等对待其每一个公民的现实问题，无法单靠编织一个“美国梦”就可以遮蔽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坦言：美国梦是一切艺术、勇敢思考、诚实写作的敌人，它将奴役说成仁慈，偷盗身体者说成白衣骑士，大规模的战争杀戮说成一场竞技，历史学家编织了美国梦，好莱坞加强了美国梦，小说和冒险故事为美国梦镶上金边。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让这场“梦”碎了：疫情下的美国，国内经济不振，失业率不断攀升。但在医疗资源的分配、公共资源的享用、社会保障的覆盖上都无法做到基本公平，甚至在新冠病毒的检测上还要分出“三六九等”，弱势群体难以得到平等待遇，少数族裔在病死率和治愈率上与白人群体呈现巨大反差，美国的种族主义旧疾隐隐待发。5月25日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弗洛伊德事件，让潜藏多年的“种族病毒”再次全面暴发。美国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世界公众面前，这一居高临下的锁喉跪姿，不仅仅是一种报复，一种恐吓，更是无声地阐释着这个国家的“传统和遗产”：美式种族主义不仅是身份的歧视，更是身体的歧视。

    这个古老的“病毒”再一次引发了“美国危机”！

    美国在建国之前的殖民时期，就一直存在着追寻所谓“宗教自由”的清教徒与奴隶贸易下的黑人“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认同问题。《在世界与我之间》的作者科茨写道，黑人不是新移民，是参与美国建国的人民。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联邦宪法开篇所言“我们人民”是否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至今成为了美国宪法原则的一件“疑案”。其实，这一病根在这个国家的制宪会议上就埋下了。当时正在讨论关于黑人奴隶是否以及如何在分配代表名额中进行计算，巴特勒和老平克尼坚持认为“黑人应该和白人一样平等地纳入代表规则”，理由是“一名在南卡罗来纳州劳作的奴隶与一名在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民一样是善于生产的，因为财富是实现国防和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在这个方面，他们和自由人一样有价值”。可是莫里斯州长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与黑奴发生联系，他将无法面对选民；如果不赋予黑奴平等之权利，又将是对人类的不公。《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生命，还包括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现代政府所鼓励每一个人平等地追求财富、名誉和权力的雄心：保障人们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就是美国建国的最高目标。但是这部宪法中的“我们人民”却没有包括黑人。所以科茨才会如此叹息：“种族是种族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

    美国内战也是其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分裂之家”逻辑的奇特延续。在1857年的斯科特判决中，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判决理由就是，国父们相信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1858年著名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中，林肯说，《独立宣言》旨在宣告权利，而非具体实施权利，一旦条件允许，就能付诸实施。“我无意实现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平等。在我看来，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生理上的差异，这使两者永远无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如果两者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地位必须要有高下之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都认为白人应该处于较高的地位。”这段话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的社会心理结构，即使是林肯也难以超脱当时的种族语境。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条款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但战争的初衷却是为了维护这个内在分裂联邦的统一。无论是《解放宣言》，还是宪法修正案，都不过是美国内战的副产品，以及北方工业化与现代战争对“自由人”的需求罢了。林肯为了联邦统一而进行了利弊选择，以超越私人好恶立场作出了政治抉择——废除奴隶制。但事实上，林肯的《解放宣言》所开出的是一张美丽的“空头支票”：原先旨在将黑人和白人在公共空间区隔开来的一系列“吉姆·克劳法”虽在文本中消失，却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复活了。

    二战后，“隔离但平等”成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最美丽的谎言”。1954年，美国21个州规定或允许学校实施种族隔离，占全美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39%。著名的布朗案成了美国民权运动的突破口。沃伦法院的“疯狂”判决推动了这场社会运动：种族隔离导致了黑人儿童产生自卑感，伤害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在公共教育体系中，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制度。1955年的巴士抵制运动，罗莎·帕克斯们开始占据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1963年，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向华盛顿进发，突破了平权的政治空间。1964年通过的第一部《民权法案》使得显性的种族歧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美国的种族主义却进入到“隐性歧视”阶段：让黑人进入公立学校，乘坐公交车，进入公共场所和设施，租住平价公寓，白人可以换个更为隐秘的“空间”继续“隔离”黑人。“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别让他们进入我的学校、社区、医院、公司……”这种心知肚明但又无处不在的隐性歧视，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毒瘤。

    因此，可以说美国的种族问题是最深层次的国家危机。这个国家每一次种族问题暴发的关键时刻，都是以美好的承诺与说辞，甚至是联邦法案或判决加以掩盖，而危机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是一层又一层地掩藏下来。显性的歧视可以通过立法解决，但隐性的歧视感与疏离感却深深埋在了各个族裔的心底。一旦有火星，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事件就会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

    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无法克服的痼疾。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固有矛盾一样，美式民主的“平等”口号无法克服美国种族主义的内在危机。它的病根在于美国的民主政制本身，不仅在资本上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剥削，在权利意义上，也是一种“身在自由之中无法实现自由”，“身在平等中却无法感知平等”的状态。美式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平等病”不仅是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意义的，更是一种政治的异化表现。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现在美国是时候学会直面自身的历史沉疾了。真心诚意地对待每一位公民，才是缓和国内种族矛盾的正道。

    （作者：朱颖，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