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

    编者按

    中国文学自发端，就关注到了自然山水，《诗》之比兴，《楚辞》的香草美人，都是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共鸣。但是，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将山水、田园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与精神家园，则是在魏晋六朝，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代表。本期的三篇文章，《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追本溯源，以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变化，探讨士大夫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之趣；《魏晋雅集》从文人以文会友的雅集出发，分析了山水诗萌发的社会原因与审美风尚；《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展现了现实人生的生存境界、诗意人生的理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使得山水田园诗不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现。（刘冬颖）

    山水田园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晋以后“蔚为大国”。但其走入士大夫文人视野，文人于其中寄托悦乐之情、安居之意，却始于东汉中后期。那么，其中的原因与文学表现又如何呢？

    山水田园之所以走入东汉中后期文人的视野，在于彼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士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两者缺一不可。汉初统治者为方便统治，广筑城墙，人居城中。《史记·平准书》明确表示“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视山林川泽为国有。《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亦载汉法：“邑之名山林可以为田器及可以为国大器者，县不得之制也。恒山林□□囗者，县得制之。”国家专山泽之利是两汉恒久的制度。西汉武帝以后，虽然贵族生活豪奢之风日盛，但均未见占据山泽的情况。在皇权较为集中稳固的东汉中期以前，所谓的“山水之乐”便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

    东汉中期以前，城邑的社会治安管理比较严格，人们的行动在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杂律》规定，“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其中的《户律》又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里门在伏日要锁闭，居民不能到里外去，更不能到城外去田作。京邑的管理尤其严格。《后汉书·郅恽列传》载，光武帝尝出猎，车驾于夜间返回洛阳城，时城门已闭，守城门的官吏敢“拒关不开”，显然是有制度的保障。时人的山水游赏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的情形必然使此期的文人与山水林野的关系较为疏离。文人的关注点主要在通邑大都之内，都邑的繁华奢靡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扬雄《蜀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都将曼妙的歌舞、精美的饮食、壮丽的宫室、有序的礼制建筑等都邑的代表性事物作为铺排夸饰的主要内容。

    这种实际的生活状态与价值取向，必然限制时人对于山水田园之趣的发现。一方面，人们不以山水林野为理想的生存环境。淮南小山《招隐士》就极力渲染山中的幽峻惨厉之状，以为世人生存的困境，劝诱隐于其中的王孙回归世俗。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将愁苦之情与山水之居并举：“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 “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对于山野的消极态度显而易见，士人的山水之乐还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与都邑生存状态相适应，在汉代文人的眼中，山水主要是都邑的点缀与财富的来源，时人对于山水，主要还是从取用的目的上着眼，是外部观照的视角。两汉散体赋中的山水描写，就主要表现为对形势产品的铺陈。

    上述情形在东汉中后期之交发生了变化。彼时朝政崩坏，制度松弛，士人价值观念也发生转变。有识之士见微知著，于繁华的光影中见到衰败的苗头。主要活动在和、安、顺三朝（这是东汉由盛转衰的阶段）的张衡作为士大夫文人，用作品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他任侍中时有感于宦官专权的昏暗，对朝政的热情减退，并于顺帝阳嘉四年（135）作《思玄赋》（孙文青《张衡年谱》），以神游的方式展开文学性的思考。主人公有感于现实“妒嫮之难并”，乃生“想依韩以流亡”的远游之思，虽然神游天上四方，最终却以“倏眩眃兮反常闾”（《后汉书·张衡列传》），亦即回到“故居”（都邑）作结，这是作家对于朝政还抱有希望的情志书写。永和三年（138）时任河间相的张衡又作《归田赋》，明确表达对于都邑所承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疏离态度。无论是观念还是文辞表现，这篇作品都具有前沿性。作家一方面回顾“游都邑以永久”的宦海生涯，重申“俟河清乎未期”的现实观照，继而表明“追渔父以同嬉”“与世事乎长辞”的疏离京邑之想，并构筑了一幅山水田园图景和描绘了徜徉其中的悦乐之情：“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张衡所构筑的田园图景，并非躬耕自励，而是要射飞鸟、钓游鱼，纵情田猎，逸乐之后，还要弹琴读书，著述养心，这种生活非有雄厚的庄园基础不能实现。此赋产生在东汉中后期之交，表达的仅仅是作家的理想而非现实的选择（次年张衡征拜尚书郎，并去世）。文学史以偶然的方式说明：山水之乐还只是停留在士大夫的精神层面，人与山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结合张衡《南都赋》《二京赋》来看，作为物质层面的山水，主要还是以出产铜、铁、树木、鸟、兽、虫、鱼等实用生活物资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张衡在《归田赋》中提示的理想生活在皇权跌落的汉末逐渐成为士大夫的现实选择。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隐处山泽，不应征辟”（《后汉书·方术列传》）。都邑和其管理方式，也逐渐遭到废弃。从史书记载来看，权臣僭越汉制，据山泽为己有的情况到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史载梁冀“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后汉书·梁冀列传》）。这固然是梁冀的奢僭，但绝非个案。到了汉末，朝廷默许人们散居城外，于是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的情况。士人居于城邑之外乃至山泽，甚至演为一种风尚。

    对于士大夫而言，居于城外的山间水域，并非要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而是要广建庄园，做到“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不肯游于帝王之门却又“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的“狂生”仲长统所构筑的理想家园正是这一现实环境的产物：“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列传》）富厚的庄园生活是仲长统理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游息山水、讲论古今、弹琴雅歌、养性全生等生活畅想的基础。这在当时，应该是那些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也是他们可以落实的选择。有了坐拥山水的物质生活的士大夫们，方能以审美的心情来审视山水田园，心神也畅快无比。这是山水之乐的现实起点。

    山水首先是作为个人财富进入士大夫的视域，成为其庄园的重要构成，或者是庄园依托的环境。有此实际生活形态的改变，士大夫才能普遍将情志寄托于山水田园。由汉末士大夫开启的定居村落与郊野的生活，至魏晋蔚然成风。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其文学创作合观，可以说，庄园使士大夫们有了置身山水的物质环境，玄学使他们所面对的山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使之安于山水，并进一步发现山水之趣，雅集游赏，宴会赋诗，从而留下大量的相关题材作品。

    作者：侯文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