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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5日 星期四

    会通古今史学思想

    ——追忆吴怀祺

    作者:陈鹏鸣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5日 06版)

        吴怀祺先生手迹 资料图片

        20世纪80年代吴怀祺(左)与白寿彝先生合影。资料图片

        【追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怀祺教授今年2月4日上午驾鹤西去。家属没有举办告别仪式,我们也未能送先生最后一程。

        吴怀祺是安徽省庐江县人,1938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吴孟复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治学“合皖江南北之长”,著有《训诂通论》《古书读校法》等专著;其舅马茂元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孙,在楚辞、唐诗研究上成就巨大。1961年,吴先生从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德中学从事教学工作,其间发表过数篇学术论文。1964年,曾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生,却因故未能入学。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他再次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被录取,得以师从白寿彝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此后几十年,吴怀祺一直围绕中国史学思想史不断耕耘,成就卓著,著有《郑樵评传》《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易学与史学》《20世纪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著作,主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及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我虽然不是吴先生的入门弟子,但亲炙其教诲甚多。早在1992年金秋时节,正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我,利用去北京访学的机会,手持导师仓修良教授的一纸介绍信,冒昧拜访吴先生并求教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吴先生热情接待,向我传授了许多做学问的方法。1993年9月,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吴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将硕士学位论文的一节以《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史上的价值》为题,寄给先生编辑的《史学史研究》杂志。先生看后觉得有一些可取之处,遂将其刊登在该刊1994年第一期上,并亲笔回信,鼓励有加。

        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一度想研究王国维的史学思想。在读过先生有关王国维的学术论文之后,我写信请教。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视野应当更开阔,把乾嘉考据与近代考据学联系起来,注意其中的同与异。也当把中国近代考据学家思想同近代德国史学思想联系起来。为了深透研究王氏学术,有必要集中精力学习一些音韵、训诂有关知识。清人小学成果很多,说实在的,乾嘉考据学最有成果的是在音韵等所谓小学上(经学成果由此而派生)。高邮王氏父子及皖南戴东原的成就,从学理上说,有活力的是音韵、训诂中联系、辩证的思维。”先生将他的治学方法与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只是后来我觉得在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最终没有选择这个课题。此后多年,每当在学术研究上遇到困难,我就会向先生请教,先生虽然科研工作繁忙,但总是热情为我指点迷津。

        吴先生博览群书,从研究郑樵史学思想起步,继而扩展至宋代史学思想和近代史学思想,最终实现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不足,再加上思维的差异,虽然不得不认同中国是历史大国,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典籍,但同时也带着傲慢与偏见地认为中国没有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史学思想很贫乏。为了让中国的传统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认识中国史学”,吴先生特别重视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建设,坚持从民族文化的特点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善于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梳理总结出我国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吴先生治学视野开阔,他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带来挑战与机遇。他倡导,“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学要适应时代,首先必须开阔视野,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历史,以世界史眼光研究史学思想史。”

        吴先生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他看来,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开始,中国的民族史学就重视总结自然科学成果,强调要把“天”的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研究。当代的史学工作者要“打通文理”之间的隔阂,“发扬古代史学家重视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更新思维方式,提高研究水平。

        吴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2013年,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做学问、做人当以“老实”为准则,教学生当注意“气质”的培植。做学问要“老实”,指的是要认真阅读原著,通过做札记积累心得,在此基础上方能写出原创性好文章;培植“气质”,说的是要培养学生“好学”“乐学”的气质,养成读书的自觉和创新的追求。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先后毕业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有不少已经是著名学者。

        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吴先生通电话,约好1月19日下午去看望他。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先生家里,当时先生正卧床休息,精神虽然还好,但已记不得我是谁,只是反复要我留下电话号码,我找了一张便笺,认真地写下我的电话号码,交给先生。保姆说,先生有些糊涂了,只要有客人来看他,他就要客人留下电话号码。没曾想半月之后,先生遽归道山。回首近30年来追随先生的这些往事,不胜哀悼!

        (作者:陈鹏鸣,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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