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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星期三

    如何做好断代汉语方言史研究

    作者:汪启明 孙泽仙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4日 16版)

        语言是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标志,有了语言的代代相传,才有民族的生生不息。语言还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治理、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因此,系统规划语言工程,大力开展历史汉语、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语方言史事体乃大

        今天的汉语是历史汉语的发展。要更好地了解今天的汉语,就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通过现代的录音工具和记录手段,我们已经能描摹今天汉语及各个方言、各个要素的现状;历代典籍的数字化,又为我们深入探求汉语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使我们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汉语史、汉语方言史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基于汉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语言学理论的前提。

        没有离开方言的语言。研究汉语,必须研究方言;研究历史汉语,必须把历史上各方言及其发展面貌搞清楚。深入研究断代的汉语方言史,为更系统科学地研究汉语断代史提供了必要基础。

    历史汉语是复杂系统

        汉语发展的特征是通语和方言相互影响,时而统一,时而分化。历史汉语的存现形态可分为书面语和口语两大类。书面语经文人整理,通过文字记录,是高级形式;口语则是原始形态。书面语、口语、通语、方言互相渗透,或分或合,构成了汉语瑰丽多姿、悠久绵远的发展历史。古代没有声音记录工具,历代口语和书面语、通语和方言都以文献为载体,因此古代汉语是书面语、口语、通语、方言混合的复杂系统。

        历史汉语的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此消彼长,共时差异与历时顺序交织,不可避免地沉淀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汉语方言中。文献表明,古代的知识阶层可以操混合语,古人说话或方言或混合语;书面语更是“古今通方”混合使用。古代汉语系统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历代文献中的汉语方言是历史汉语的活化石,需要通过文献方言学的“考古”发掘,才能窥见端倪;文献所说的某地方言,其使用区域并不限于某地,此书说是方言,彼书并不这样认为;有时文献说的“某某之间通语”或“今通语”,其实往往也是方言。

    历史方言研究以文献为凭依

        我们研究历史汉语的唯一路径是文献,舍此别无他途。汉语文献方言研究需要断代与断域相结合,探求各要素的来源、形成、发展、成熟、衰落及其不同特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曾批评那些“语有北音,以南音绳之”、认为“时历数千百载音犹一律”的所谓“通人”,并指出汉语的历史发展不仅有时代之变,还有地域之别。时、地纠缠,交错影响,通、方、口、书混杂一炉。从时空两个断面对历史汉语做古今通方切割,研究其演进规律、例外及内外动因,是当今语言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历代文献是汉语语料的渊薮和宝贵资源,它们不仅记录了活的语言现象,还隐括了汉语的词由少到多,汉语的音由繁到简,不同语言、不同方言接触、变化规律及其基本原理。“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汉语书面语不仅是“文”的,也是“言”的,学者的方言研究实践不仅是“语文的”,也是“语言的”。

        方言史是方言学史的基石。方言学史方面的成果如何耿镛、华学诚、丁启阵、董达武等所著已为世所重。但时至今日,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汉语方言史。周祖谟、于海晏、何大安等已有论及,但历史方言的研究成果相较于通语研究,甚至现代方言调查而言,算不上“成绩斐然”,主要原因在于观念和材料两端。在当今的计算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典籍数字化背景下,研究汉语方言史、断代汉语方言史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汉语方言学的又一个学术高峰”(刘丹青语)可期。

    历史方言研究须断代断域

        研究汉语史重在分期,研究汉语方言史也得首先断代,考量历代汉语方言及其特征则是汉语方言史分期的基础,也是建立科学汉语史的必要前提。研究断代方言史,宜从语言大变动时代切入。国家乱则语言乱,乱前乱后大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政局动荡,玄学兴起,佛教输入,道教勃兴;永嘉之乱,异族入主中原;中原汉族南渡,洛音遍于江东。侨置郡县,人口迁徙,各方言间、少数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与融合十分频繁,“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导致汉语各方言面貌及相互关系的剧烈变动。语言发展受社会原因、自然原因的双重影响,方言与方言、方言与通语,社会方言与地域方言,士庶之分与南北之别交错,需认真考量。这一时期,汉语及各方言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韵蜂出,各有土风”,至《切韵》出,为汉语史、汉语方言史从自为走向自觉完成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发展的转型期和过渡期,是从无序到有序的重要关头。进行这一时期的断代方言史研究,是建立断代汉语史及完备而科学的汉语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作为断代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试验田”。

        方言断代的基础是文献断代,文献断代的基础是作者断代;确定方言同言线则须作者断域。讨论方言分区的理论,全面而系统地考订魏晋南北朝诗文作者的占籍并将其分属各方言区是研究这一时期方言史的第一步。在搜集整理各类文献中的魏晋南北朝方言词基础上,横的方面,要划入方言区域,描写义场层级,研究语义特征,分析释义要素,系联方言同源词;纵的方面,要考论历史来源,分区研究魏晋南北朝方言词的历史层次、区域演变,归纳词汇词义演变模式。

        由于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平衡性,各方言的变化便有快、慢、大、小的差异。就同一方言而言,各要素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分区域看,语音、词汇等的变化无序、有序相结合。根据这种复杂的演变过程,面对一个时段的语料,必须先从专人研究、专书研究入手,根据语言各个要素把专人、专书的语言面貌描写清楚,总结特点,辅以专题研究。历史汉语文献经过文人之手,反复打磨,较之语音、词汇,方言语法特点又更趋式微,少许方言语法的记载,亦是凤毛麟角。魏晋南北朝佛经译音、少数民族亲属语言也可以拿来做这一时期方言及其发展的比较研究。从文献出发,地下、地上、域外三结合,断代、断域、人书三结合;从语言出发,语音、词汇、语法三结合,形、音、义三结合,方语、译音、少数民族语三结合。这五个“三结合”,是研究断代汉语方言史的一条康庄大道。

        (作者:汪启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负责人、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孙泽仙,系课题组成员、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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