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语法观

    我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能够自成系统，自带意义；而西方的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自身不带意义，需要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不同的意义。汉语是“意合”：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是借助词语和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词语和句子的连接，小句之间的关系是隐形的。西方语言是“形合”：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和形态）来实现词语和句子的连接，小句之间的关系是显形的。汉字这种跟语音关系相对疏远的书写体系，把人们的研究兴趣引向字形的结构和字体的历史演变（即文字学），引向字音的方言分歧和古今流变（即音韵学），引向字义的引申变异、地域分布及其解释方法（即训诂学）。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比西方多了文字学而少了语法学。汉语是有语法的，只不过汉语的语法与西方的语法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学童写文章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语法框架去建构。且他们自幼便成长在汉语的语言环境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习得了汉语“语法”。汉语中性、数、格、语态、时态、语气、人称等概念并不像西方语言那样体现在词的屈折变化上，而要通过常识、语境、使用惯例等进行判断。

    虽然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但是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语法观念。先秦时期《墨经》论名、实关系，《荀子》的大共名、大别名，《公羊传》《榖梁传》的词序规则，其中蕴含的语法分析，是中国古代语法学的萌芽。秦汉的训诂之学就有丰富的语法观念：如汉代经师的随文释义。《诗经·豳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东汉郑玄笺注：“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为蟋蟀也。”郑玄指出前三句省略了主语“蟋蟀”。汉语的语法手段主要是语序和虚词。先秦学者就注意到了汉语语序的重要性。《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陨石”用在句子的前面，是因为先听到陨石降落的声音，最后才知道具体数字；第二句先出现具体数字“六”是因为在天空中最先看到的是鹢鸟的个数，最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地点，反映了认知的过程。语序是以时间先后为序，是汉语语序的一条重要规则。《公羊传》等颇多关于虚词用法的解释。《春秋·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公羊传》：“遂者何？生事也。”“生事”指生出下事，说明了“遂”的语法功能，表示承接关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首次对虚词作了理论概括：“词，意内而言外也。”“意内”是意在虚词之内。虚词虽然没有实在之义，而非无义（指语法意义）。“言外”即在言之外，“言”指实词、句子等。许慎认为“虚词”是在实词之外来表达其语法意义。

    唐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最早出现“语法”一词：“服虔云‘相从愈于共死’，则服意‘相从’，使员从其言也。语法，两人交互乃得称‘相’，独使员从己，语不得为‘相从’也。”孔颖达认为，按照语法结构，两人交互才能用“相”，独使伍员从伍尚自己，措辞不当说“相从”。这表现了古代学者对汉语语法结构的认识。

    苏东坡诗中首见“句法”：《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句法本黄子，二豪与揩磨。”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诗话》：“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到南宋学者的著作中，“句法”广泛使用，“语法”也多见。唐宋人的语法认识，来源于佛典。佛典是梵文原创，梵文是世界上词形变化最丰富的语言，汉僧译经要从语法、句法角度分析，从而精通语法，影响中国学术界。十九世纪初欧洲人才知道并开始研究梵文语法，中国僧人研究梵文语法至少比西方人早一千年。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首提“活字”“死字”概念，明佚名《对类》指出“死字”是表示自然而然现象的字，如“高、下、洪、亮”等，相当于现在的形容词，“活字”表示使然而然的字，如“飞、潜、变、化”等，相当于现在的动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1842年版的《汉语语法》中就采用了中国人关于“活字”“死字”的论述。其后的国外汉学家艾约瑟、甲柏连孜亦有引用。

    清人始用“文法”。“文法”原表示“法令条文、作文方法”，到了清代，有了“句法”义，指句子的结构方式。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孟子·滕文公上》：“‘且志云。’此与《左传》‘且谚曰‘匪宅是卜，惟邻是卜’，文法正同。依赵注，疑‘且’字夺‘曰’字’。”清人树立语法观，对句法结构有清醒的认识，明确据句法结构作训诂考据，产生了语法分析方法，如根据句法规则校勘古籍。《淮南子·主术训》：“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余。”清人王念孙按：“作‘饶馑’者原文；作‘饥馑’者，后人所改也。‘饶’与‘馑’，‘有余’与‘不足’，皆相对成文，若作‘饥馑’，则与‘有余’‘不足’之文不类矣。”清代出现了三部虚词专著：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

    系统建立汉语文言文语法体系的是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中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通篇可以看到马建忠引用中国古代语法学材料，继承了前人之说，也借鉴了西方的语法体系。

    （作者：邵则遂，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玺济，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