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读书者说】

编者按

    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近代史学界集大成者，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的著作是研读中国史的必读书籍。陈集多年来一直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值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误，推出了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本陈寅恪集，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读者。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

阅读陈寅恪的三道门槛

    陈寅恪先生1969年10月7日逝世，唐夫人旋即随先生谢世。彼时正是十年浩劫之中，先生著述未遑整理付梓，颇有散佚。1980年经先生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苦心保护搜罗整理，《陈寅恪文集》七种十册（附编年事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柳如是别传》均为首次面世。1993年《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诗歌首次集中面世。200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又增加《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与杂稿》等，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体完整的呈现出来。以上各个时期的著作出版，排版时均尊重陈先生一贯之要求，繁体字竖排右度版式。可以说经历了近20年的接力式整理出版，这些著作的面世，奠定了陈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术地位，也全面地展示了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为21世纪初以来的“陈寅恪热”做好了文献准备。

    然而阅读陈寅恪，其实是有着门槛的，这门槛大概有三重：首先，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先生游学欧洲，习得东方语言文字之学，并希冀以之从事比较研究，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又欲收购蒙古、满洲、回文书，从事宗教学之研究。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所谓“预流”，如当时东西方共同研究的热点——敦煌文书。然，这一学问乃是所谓专家专门之学，一般大众乃至学者，如非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则不易置喙。此一项内容，也是讨论陈寅恪先生最爆冷门的。其次，第二道门槛，乃陈先生旁征博引的地毯式考据，此固然为乾嘉以来中国学术的旧传统，同时也是历史学如“老吏断狱”般必须形成论证闭环的家法使然。但不厌其烦、详细列举史料，疏通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则远非读一般文艺作品那样，可以有审美般的享受，而需聚精会神，随陈先生的逻辑线索思考，多半还需要边阅读边圈点、同时做笔记。再次，陈先生的行文方式，也常能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若《柳如是别传》皇皇巨著80余万字，篇幅约同于班孟坚之《汉书》，然仅分五章七个大段落，以浅近的文言体行文，考据之外夹叙夹议，实不易读。陈先生出身世家，父兄皆擅诗文，本人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谙熟《文选》、唐宋以来名家诗文，故其所撰之序跋，除义理精湛外，多能得古来骈散文之要诀，诗歌被誉为“合双山于一手”（白香山、李义山），要能完全读懂陈先生之论著诗文，恐怕也需要极好的古典功底。

    此番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陈寅恪合集》分《史集》（含《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讲义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别集》（含《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诗存》），大体以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为底本，堪对文字，改用简体及标准标点符号。这是陈先生逝世50年后，著作权公版之后第一种简体横排本的陈先生著作集，今后可能还会有其他出版社或出版团队跟进。以笔者研究统计，同为民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有“北陈南柳”之称的柳诒徵先生逝世（1956年2月3日）50年后，柳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已经有六十余个版本出现，恰可作为参照。

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

    陈寅恪先生著作公版之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便是是否按照通行的简体横排版式，出版新的适合（迎合）大众阅读的版本。据今天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陈寅恪先生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书信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夫人亲笔代陈先生特别写道：“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从对作者尊重的角度出发，似乎无论是公版，都应当按照作者的基本要求出版，于是“擅自”出版简体横排本很不应该。这也是简体横排本出版的消息刚一出来，便引发争论的缘由。陈先生长女陈流求女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然而，我倒是想谈一谈，陈先生坚持使用繁体字背后的另一层精神。

    陈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这种“托命”并非只有陈先生一人，先生自谓议论近乎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民国时期南方学派的柳诒徵、吴宓等主张的一则“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一则“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并无二致。而对于“昌明中国之真文化”，我们似乎在陈先生身上看到两种精神的结合，一则是近乎信仰的热爱与忠贞，另一则是清醒的理性辨析与阐述，陈先生可以说是近代学人群体中熟悉掌握西方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能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的学者。而无论方法如何，在价值指向和学术立场上，陈寅恪无疑是“中国的”且是“华夏的”。笔者翻检译林新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试举一例。

    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有一股“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学术热潮，也有学者在著作中刻意，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所谓的“内亚性”和“内亚传统”。也有学者指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不新鲜，其在日本近代“民族学”和“东洋史”的脉络中，已经萌生并发展，其中暗含了去“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潮。（参考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贞利《从支那首都计画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提出重实践的“北方胡人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这种都市计划构想。”北魏首都平城、东魏首都邺城、隋首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营建，都是这种北魏胡族实践性的体现。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都城建筑》一节，专门着笔驳斥。陈先生举出史料，营建北魏平城京的蒋少游，曾报使江南，摹写南朝都城建康宫殿建筑，又曾专门前往洛阳量准魏晋宫殿基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新京建设者之一李冲乃河西汉人世家大族，凉州姑臧城（今武威）本模仿汉魏洛阳城而建，李冲取凉州城之建设经验，施用于北魏洛阳新京。东魏新京邺南城，全袭孝文帝洛阳之旧规，又是一汉化之成果。此邺城之建设经验，又随东魏灭亡后而输入隋朝。实则唐长安城，取法“中国之经典”“华夏之旧制”，而非由鲜卑人所创设。文末，陈先生专门论及“……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时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

    曾记2004年秋，在南京汉口路22号卞孝萱先生宅中，卞先生指陈寅恪先生诗，为我一一释疑，并语重心长地说，“陈老先生诗文中，但凡是论及胡、汉的，都大有深意存焉，有古典、有今典，不可泛泛观之。”假如我们把陈先生驳斥那波利贞的都城建设渊源说，放在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学界纷纷开启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再看陈寅恪先生文中“东方胡族”与“西方胡族”之议论，则知先生著述旨趣，实关国运。陈先生以其博闻强识的学养、严密的论证——这一高超的学术技术手段，完成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主张表达，我想这正是陈先生的可敬之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读陈先生的书，所最应当下功夫的地方。

普及学术思想，知我中华文化

    我曾亲聆陈先生女儿、弟子说，先生乐谈国内外政治形势，抗战时与张遵骝等谈话，常是通宵达旦。坊间传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陈先生拊掌而叹：“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读先生书，能知先生热爱此“禹贡九州自古相传之土”，能知我“中华文化”中有亘古相传之义理：用鼎簋时如是，用盘碟时亦如是；用籀篆时如是，用隶楷时亦如是。

    柳诒徵先生曾感叹近代学术云：“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中国文化史·最近之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简化汉字，虽然有不少缺陷，然而确实也起到了文化普及和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作用。《论语》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述六经，自不能辨楷草。今天，顺应大众阅读的需要，出版简体横排本的《陈寅恪合集》，如若销售得好，阅读者多，于普及陈先生学术思想，提升一般读者历史文化知识不失为一好事。然繁体行文与简体行文习惯不同，且标点符号使用也有差异，倘或有学者担心简体横排本《陈集》存在质量问题，不妨细读纠错，责成出版方改订。古有千家注《杜诗》，今若有万人校读《陈集》，亦为今日学林之一佳话也。

    （作者：武黎嵩，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