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下的父亲

    如苏童所言，“母爱的伟大使我们忽略了父爱的存在和意义，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父爱一直以特有的沉静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父爱“它是羞于表达的，疏于张扬的，却巍峨持重”。

    虽然父亲不一定像母亲那样对我们嘘寒问暖，但是儿女的一点一滴，都落在父亲眼里，记在父亲的心里。假如儿女生病了，做父亲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儿女的些许进步，“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的心底”（毕淑敏）。贾平凹谈起自己的父亲时，说：“我的作品从来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面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

    父亲也许长得并不高大，但他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用他那瘦弱的身躯为儿女遮风挡雨。冯骥才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夜，我睡在地铺上。地动山摇的一瞬，我本能地一跃而起，扑向儿子的小床，把他紧紧拥在怀里，任凭双腿被乱砖、乱瓦砸伤。事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如何英勇地保护了儿子，那份得意、那份神气、那份英雄感，其实是一种自享，享受一种做父亲、尽天职的快乐。父亲，天经地义是家庭和子女的保护神。天职就是天性。”

    当然父亲的性格千差万别。在李霁野看来，“没有人比父亲再慈蔼，再诚恳，再牺牲自己，再宽容别人的了”，“他总有使人安心的抚慰，使人慰帖的言语”，“决没有过这样伤心的痕迹：觉得他的言语形容中欠缺了一丝一毫的爱”。作儿女的虽然知道父亲是疼爱自己的，但在父亲面前有时候还是会拘束，甚至胆战心惊。父亲是一个“修短适度，白面书生”，“并没有络腮胡子，也不永久绷着面孔”，然而身为儿子的李健吾却非常怕他，“一听见他咳嗽，或者走步，我就远远遛开，万一没有第二个门容我隐遁，只好垂直了一双黑黢黢的小手，站正了，恨不得脚底下正是铜网阵的机关隧道”。当然，父亲不在眼前时，就换了另一幅景象，“我就活像开了锁的猢狲，连跳带窜，一直蹦上房去。他出去了，这寺庙一样清净的院落，仿佛开了闸。忽然一声喧响，四面八方全是回应，兄弟姐妹凑在一起，做成热闹的市场。”

    在女作家苏雪林的记忆里，小时候她的父亲“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色，别说拥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但后来当父亲发现她喜欢读林译小说时，“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杜诗镜铨》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在教育儿女时，有的习惯用长辈命令的口气要求儿女如何做。但在鲁迅看来，父亲“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父母作为儿女的第一任教师，要“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让儿女们“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鲁迅），让儿女们“有智慧判别自己真正的能力。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选择做他最擅长的工作来完成他的事功。”（陈映真）

    做父母的生怕自己的儿女走弯路，于是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儿女的人生路线。身为父亲的汪曾祺对此却有很清醒的认识，“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父亲的一言一行，儿女也都看在眼里。父亲在关爱儿女的同时，也在用一言一行为儿女作榜样。作为女儿的王安忆，就非常理解父亲的为人处事，“因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坐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父亲不可能陪儿女一辈子，总有离开的那一天。作为女儿的石评梅，宁愿“以我青春火焰，燃烧父亲残弱的光辉”，不希望身为家里顶梁柱的父亲那么早地离去，因为她知道“维持我今日家庭的绳索是父亲，绳索断了，那自然是一种莫测高深的陨坠了”。父亲走了，身为女儿的宗璞，突然一下“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来，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操劳一生的父亲离开自己已经二十多年了，身为儿子的陈忠实依然时刻想念他。父亲走了，但他生前亲手种植的椿树还在，“成为一种心灵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心里”。陈忠实“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番，温习一回父亲”，看到这个椿树，仿佛父亲还在，“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腌臜的事能够把人腻死”。

    “不管我们有多么坚强，有多少庄严而神圣、沉重而严肃的东西作为了生命的支柱，可是我们依然还是需要一些温柔的东西、拙朴的东西”，父亲给予儿女的正是“那最不起眼、最不动听，却其实是至为宝贵的亲情”，“最琐屑的，甚至是默然的一份关爱”（刘心武）。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