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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9日 星期五

    防瘟避疫说端午

    作者:卓然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9日 13版)

        端午挂艾草

        香布袋儿

        百索

        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创造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抗击疫病的历史。秋防疟疾,冬防哮喘,春防麻疹,夏防痢疾,各个节日都有不同规模的防疫项目,而端午节则是对疫病的一次大围剿,人们所戴、所佩、所吃、所喝、所行、所为,无不与防疫避暑抗病毒有关。

    香布袋儿

        每年能够让人想起过端午节的时候,大抵在四月末或者五月初。但在庚子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候,就让我想起了端午节。

        是不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呢?然而,事实又确是如此。

        说是意外,却是必然,事情起因于友人从远方寄给我的香布袋儿。

        新冠病毒暴虐的2020年之春, 仲春二月,远方朋友突然寄来一个快递,甫一拆封,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手里捧着的,竟然是一个缝制精致的宝葫芦儿,丁香叶大小,丝绸质,湖蓝色,香气袭人。

        我不禁脱口而呼:哦!香袋子……

        反复抚摸,左右端详,小小的一个袋子,柔柔的一片药香。它让我想起了端午节,想起了我家乡端午节的“香布袋儿”。

        香布袋儿,在《孔雀东南飞》中被称作“香囊”,大唐诸多诗人也称之为“香囊”:“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元稹),“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白居易)。当然,在我们小镇上,既不叫香囊,也不叫香袋子,我们叫“香布袋儿”。

        “香布袋儿”,似乎少了些儿书卷气,却深怀情愫,富拥乡愁,饱含诗意。

        端午节的一个香布袋儿,承载着浮沉在那块土地上久远的记忆,徘徊在我的梦里。

        在我们晋东南,在我们泽州大箕小镇上,端午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习尚,就是佩带“香布袋儿”。

        小镇中心有个叫“二门里”的地方,古老的井台,古老的辘轳,一棵大柿树撒下一地花荫凉儿。半前晌或者半后晌,老人们坐在二门里“云古”,孩子们在柿树下抓子,跳方。临近端午节的时候,女孩子们会三三两两坐在古老的井台上,一针儿一针儿,缉些花布圪角儿。花布圪角就是做衣裳裁下来的碎布头,指头肚儿大小,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了,她们就把那些碎碎的花布圪角儿收拢起来,缉成巴掌大的一块花花布,做成五颜六色的“香布袋儿”。

        “复出绮香囊,藉以五花缯。”古人做香布袋儿用的是“五花缯”,我们小镇上女孩子缉的是碎花布,虽然质地不同,心裁却仿佛,说明古人和今人情识相通,古今文化无一字不在时光中流转,所以叫传统,所以具有无尽的潜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没有老祖宗几千年与这一方水土共存,如果没有这一方水土所滋生的品类护佑,世界上恐怕不会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小镇上的女孩子把碎碎的花布缉成香布袋儿之后,就在里面缝一点儿雄黄,缝一点儿香草,香草雄黄都是药铺派送的。在我们小镇上还没有医院的时候,就只有药铺,每到端午节,药铺会把香草和雄黄包现成,一小包一小包放在司药的案子上,女孩子们可以随意拿了去缝香布袋儿。杏林春秋,医者仁心,乡村里防疫防病毒的事情,似乎都是药铺和那些老中医的天职。“防”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传统,并不保守,也不被动,而恰恰是抢先出手,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虽然速度慢了一点,却悠悠然于天下太平,河清海晏。兵临城下,不得不战,甚至不惜背水一战,那是西医;未雨绸缪,防萌遏芽,防患于未然,才是中医。

        说到香草,无非是蕙若、荪苌、蘼芜、杜衡、木香、芷、兰之类。这些香草都是《离骚》中有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香草美人,是屈原的理想和追求,也是我们药铺老先生们的一生所爱。以杏林为寄命的老先生们,会在每一个小包包里包两种或三种香草,不同组合,不同香气,让女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缝到自己的香布袋儿里。三角形的香布袋儿,缀两个小穗子,挂在身上,好看,俏气。倘或一个女孩子从街上走过,会有细细的一缕香气流转交回;倘或三五个女孩子一起走过,你兰香,她芷香,你杜衡,她蘼芜,众香涌汇,群芳合流,街上就会漫溢开一阵一阵浓浓的芳香,小镇上便有了一个香风馥馥的五月端阳。

        香草的香气,可以除异味,除汗气,可以清心、醒脑、提神,可以驱瘴疫,祛瘟邪。你可以想象,我们小镇上的端午节,是如何清新,是如何清爽,人们会有怎样的一种情绪,一种精神。郁郁馥馥的药香,清清爽爽的空气,高涨的情绪,矍铄的精神,疫疾无不祛者,百毒无不消亡。正如明诗所唱:“人心屈平旦,清气纳灵府。一夜澄其源,百毒不敢侮”。

        一片馨香,一片安宁,是我们的古人悠悠千年的馈遗,是我的友人千里迢迢的寄赠。

        我把来自远方的香布袋儿挂在床头上,散芬扬烈,给我增加了不少防疫的信心,让我安然入梦,深忆过往,梦回故乡,沉湎端午。

    艾、雄黄酒和白娘子

        我的家乡没有大江,没有大河,没有龙舟,因此,你会说我们的端午节没有活力。然而,你错了。

        按《泽州府志》记载:“端午,泛蒲觞,巽雄黄酒,背系续命缕,角黍交馈。亦有延客解粽者,制蒲艾花朵及粽饵为饷遗。”这里所记述的端午节,从形式到内容,也俗也雅,而且是大雅大俗,种种习俗,无不带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为是故乡的文字,读起来亲切,总有种“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肺腑”的感觉。

        今日的端午节未必全部因袭《泽州府志》所记,但对其菁华的保留却形同完璧。记载中的每一项活动,无不与防疫、防病有关,说明端午首先是一个防疫抗疫的传统节日。传承古人的智慧,把防疫防病毒这样一件让人很不耐烦的大事,裹挟在清和的风俗中,掩藏在精微的文化思想中,让人们在平常生活和快乐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地,防瘟疫,驱病毒。

        俗话说:“槐花开,麦根烂,大人小孩都遭难。”我们这里说的当然是老槐树,有黄槐,有黑槐,我们都习惯称之为国槐。国槐花开仲夏,就是人们常说的“五黄六月”,正是疫疾常常暴发的疯狂时期,不光小孩子遭难,就连大人也避之不及。皎然有诗:“六月金数伏,兹辰日在庚。炎曦烁肌肤,毒雾昏性情。”就是这样一个“五黄六月”!就是这样一个恶夏!恐怖,可怕,尤其是在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尤其是母亲,说到恶夏,胜似谈虎,闻之变色。

        仲夏是恶夏之始,五月是恶月之首,看似山岳欣欣花木葳蕤,却正是蚊蝇乱飞,虫天廓廓,病患倾覆,五毒肆虐,各种流转潜行的疫疾,正悄无声息却猖狂地向人间偷袭。

        为躲灾避疫,小镇有“歇伏”“避暑”的习惯。酷暑连天,暑气熏人,把锄头高高挂起,什么事也不办,什么活也不做。

        仅此一端,依然怕不保平安,所以必须自五月初始,便防范各种病毒的滋生。也因此就有了一个抗疫中的五月端午节,就有了一场“佩带香布袋儿,抹雄黄,插艾枝,披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的全民防暑、防疫、防病、防毒的抗疫大战。

        按我们小镇的风俗,“端午”应该是“端五”,也就是说,五月初一就应该是端午节了。小镇上有句俗话:“癞蛤蟆躲端午”,也有人说是“癞蛤蟆躲端五”。说来也怪,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无论是清流一线的季节河,还是饮牛羊的泊池,整整五天既见不到癞蛤蟆的影子,也听不到青蛙的叫声。小镇人说,那些平时日夜聒噪得让人心烦的小东西,见屈大夫跳了江,都吓傻了,吓哑巴了,吓得不会“咕呱咕呱”叫唤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但更有意思的是,癞蛤蟆和青蛙都怕被人们捉去,装上墨锭,挂到墙上,晒成蛤蟆墨,治疔疮,疗邪毒。

        我的邻居德哥五月端午偶尔捉到过一只癞蛤蟆,装了墨锭,晒到几乎只剩下一张黧黑的蛤蟆皮。他给一个手指头红肿的人涂抹了几次,那人的手指头果然就不红也不肿了。德哥对我说,癞蛤蟆或者青蛙,本身就是毒虫,在端午期间,毒素更重,只要在端午节捉住装上墨锭晒干,治疔疮一定会有好效果,那叫作以毒攻毒呀。

        我不赞成德哥那样做,指责他残害生灵,那晒蛤蟆墨的景象让人感觉极不舒服。面对我极力反对,德哥却依然故我,端午节日夜守在泊池边,等候癞蛤蟆或青蛙出现。待到端午节罢,竟一无所获。德哥会叹息说,真是万物有灵啊!

        癞蛤蟆为什么要躲端午呢?难道它真的知道人们要捉了它装墨锭吗?或者,它真的是被屈大夫跳江吓傻了吗?

        我端午节也曾多次到野外去做过“考察”,既没有见到过癞蛤蟆的影子,也没有听到过青蛙的叫声。以我的观察,以我的经验,以我的推测,癞蛤蟆、青蛙,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动物和昆虫,它们也知道五月之毒,它们也懂防疫,也会因为防疫避毒躲起来。只是因为癞蛤蟆和青蛙太聒噪,太引人注意了,所以突然不叫唤的时候,会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了“癞蛤蟆躲端午”的说法。

        没有癞蛤蟆的聒噪,那就让我们安安静静说我们《泽州府志》上所描述的端午节吧。

        无论女孩子还是男孩子,除了佩带香布袋儿,端午节还都要绾百索。

        细细的小胳膊,白白净净的小手腕儿,纤纤如玉的脖项儿,绾上一条花花的百索,水灵的更水灵,结实的更结实。百索的色彩是不一样的,那是用线不一样的结果。有钱人用鲜鲜艳艳晶晶亮亮的衣线搓,而一般人家则用陀螺捻的棉线搓,捣一些花花草草的液汁儿,浸渍上各样颜色。虽然稍稍有点儿黯淡,微微带些草色,花香淡淡,草香淡淡,却是天然样子,自然本色。

        百索,在《泽州府志》上又称“续命缕”,我们的古人真是用意深微啊!端午节的时候,用百索把疫菌拴住,拴它个结结实实,一直拴到六月六。“六月六,冲猪羊”,那是一个“雨行头儿”,一般都会有一场特大的暴雨。把孩子们手腕儿上、脖项上的百索解下来,拴一块馍馍,扔到房坡上,让猛烈的暴雨把那百索,连同百索拴的馍馍和病毒,统统冲到大海里去。如果没有暴雨,就让鸦儿雀儿叼了去,叼到大山里,叼到森林里,让那些疫菌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泛蒲觞”,其实就是《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流觞曲水”。把菖蒲切成碎片,浸泡在酒杯里,放到小河中,酒杯随着流水往下游去,到谁跟前,谁端杯吃酒。吃菖蒲酒,可以防疫,可以避邪,也是防疫抗疫的举措。可惜如今的“流杯亭”已是有亭无流,当然也无菖蒲,所以“泛蒲觞”也就自然消亡了。

        在我们小镇上,因为没有菖蒲,我们是不喝菖蒲酒的,甚至连雄黄酒也不喝。我曾问过喜欢喝酒的德哥,他为什么不喝雄黄酒?德哥笑笑说,他害怕我的德嫂现了原形呢。德嫂身材苗条,白净脸儿,难道是个白蛇精吗?德哥只是笑,并不回答。不过,小镇人每到端午节除了说屈原,大都会说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人们会指着镇东岭上的塔说,白娘子就是被压在那下边的。我们同情白娘子,可怜状元哭塔,一帮孩子们会跑到东岭上去,想推倒那个塔,救出白娘子,让状元不哭。小镇人都不喜欢许仙,说许仙不应该让白娘子喝雄黄酒,是他害了白娘子。小镇人不喝雄黄酒,大抵就是这个原因吧?

        小镇人虽然不喝雄黄酒,却一定是要抹雄黄的,当然主要是给孩子们抹。

        端午节到来之前,药铺的先生会把雄黄研成粉末,连同香草,放置在药案子上,谁要就送谁,这就叫“巽雄黄”。

        刚刚到五月初一,母亲们便会拖大引小,去到药铺的药案子前,在那药罐子里拈一点雄黄,抹到孩子们的顶心、耳窝、手心、脚心,及肛门上。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也会自己跑到药铺去,踮起脚尖,够着那药罐子,拈一点雄黄面儿,抹在自己该抹的地方。薄薄的,淡淡的,似有似无,但已经足以防五毒了。五毒,无非是蛇、蝎、蜈蚣、壁虎、蜘蛛之类。但人们特别怕蜈蚣,说蜈蚣最喜欢钻小孩子的屁眼儿和耳朵窟窿儿,所以我们在那两个地方抹的雄黄特别多,厚厚的,面积也大,药铺的先生们会笑,大概觉得我们的样子有点傻。但我们不在乎先生们笑不笑,我们特别在乎蜈蚣,我们最害怕蜈蚣钻屁股和耳朵窟窿儿。

        我们小镇没有菖蒲,但我们有艾。是一片野艾。为那一个“野”字,我们的艾便格外芳烈。

        那一片野艾离小镇足足有五华里,一片野地,乱石横出,乱石丛中便有野艾蓬勃。

        甫进五月,我们一伙小朋友就相约去割艾。艾不能早割,早割的艾少有艾香,割晚了又会有蒿臭。因为我们去得当时,所以远远没看到艾影,就已经闻到了艾香。小伙伴们一人割一捆艾,扛到肩膀上,一路欢笑,一路汗水,时不时皱皱鼻子闻闻艾香,便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一路兴奋异常。路上有人会向我们讨艾,我们也会慷慨赠予,但每人只能赠送一枝两枝,因为我们肩膀扛的那捆艾还会有很多用场。比如回到家里,父母会让我们去给邻家花艾。花艾,那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在端午节对乡邻做出的最美好的青春馈赠。即使邻居,我们给每家也只能花一枝或两枝艾,不是吝啬,是想让家家都有艾。家家门上都插上艾的时候,小镇的端午节会沉浸在一片艾香里,小镇的日月会弥漫着一片祥和。

        我们还要在二门里或井台上放一些艾,给路过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路过二门里或井台的男孩子会揪一片艾叶压在耳朵上,女孩子会插一片艾叶在辫子上,我们会把这一片艾叫作“艾花儿”,恰如苏东坡说的:“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也就是《泽州府志》上所记的“蒲艾花朵”。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只要戴上“艾花儿”,就好像得了神符,就有了一种不惧怕疫毒的神气,有了一种百虫不蛊、五毒不侵的自信。

    粽子、角黍和屈大夫

        名列《泽州府志》端午节的食品有“角黍”和“粽子”两种,此二者同宗,却是异种。

        说其同宗,是因为它们都属于“粽”类,都是用竹叶,或者苇叶,把米和红枣、红豆、花生包起来,包成三角形,菱形,或纺槌形,煮熟或者蒸熟,端午早晨就着叶子吃,可以热吃,也可以冷吃。米香带着芦苇、竹叶的清香,或者还有点冷香,吃起来有道不尽的清爽。

        说其异种,差别主要在于内容。我们通常说的“粽子”,主要用料是糯米,糯米又称江米,所以又称“江米粽”。而“角黍”用料不是江米而是“黍米”,所以称“角黍”。江米属于“稻”族,而“黍”则形同小米,却又不是小米。《本草纲目》说“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所以黍米和小米都有软、硬两种。“软”与“硬”,是“黏”与“不黏”的区别。包粽子用的是“软黍米”或“软米”,吃起来和“江米粽”一样黏,一样软糯,却比江米粽有别样的香。

        除了“江米粽”和“黍米粽”,我们还有一种“粽”,天下唯独我们有这样一种“粽”。那是我们母亲的创造。日子如何过,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是苦,是甜,是酸,是咸,是不是有滋有味,是不是有格有道儿,那都是母亲的事。母亲把握着日子的方向,父亲把握着日子的质量。家道颖颖,是母亲用智慧浇开的花;五谷丰登,是父亲用汗水灌溉的果。父亲必须会种地,父亲必须会种五谷杂粮,既会种“硬黍”,也会种“软黍”,也会收成“硬谷”和“软谷”。谷、麦、粟、黍、菽,父亲从春天伺弄到秋天,一担一担从地里挑到打谷场上,再一布袋一布袋扛到家里装满大缸小缸,以后的日子怎么铺排,全由母亲摆布。遗憾的是,不管父亲收获多少软黍和硬黍,母亲再有智慧,也做不成个“角黍”。吃“角黍”是泽州东、西、北乡人的福,与我们南乡是无缘。按《国语》说,泽,水之钟也。泽州东、西、北三乡都有山萦水缭,芦苇丛生,而我们小镇却只有一条季节河,洪水发时,浊浪滔天,洪水退后,瘦瘦的一条小溪一样的细流,恰如孩子们端午节佩带的“续命缕”,恰如一条无力的小蛇,蜿蜒在干涸的河床上。小镇有青山而无秀水,小镇没有竹叶,没有苇叶,没有“蒹葭苍苍”。

        好在我们的母亲从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每逢过端午节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吃上“粽”。端午节前夕,母亲早早就会发上白面,坐上蒸锅,给我们蒸几锅“大粽”。我说的“大粽”不是江米,也不是黍米,母亲蒸的是“白面粽”。干干净净,白白胖胖,又甜又香,别人都叫“糖三角”,我们却简简单单地,干干脆脆地,馋馋地叫一个字:“粽”。为了扬眉吐气,我们也常常昂起头来告诉别人,我们端午节吃的是“三角粽”!

        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滥竽充数,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在没有条件的地方,我们的母亲是最有能耐的,任何艰难的环境母亲都能对付得了,即使只有枝枝叶叶,母亲也会把生活打扮成一片森林;即使只有烂砖碎瓦,母亲也会垒成一个温馨的家园。

        母亲会把“三角粽”放到箢斗里去馈赠亲友,一样的人情,一样的风情,一样的岁月,一样的端午,是小镇人不争的岁月,是小镇人自在的春秋。

        虽然没有水源,没有江河,没有龙舟,但母亲却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祭祀冤死的屈大夫。

        屈大夫不是神,屈大夫也没有走进宗教,山峻岳高却没有屈大夫的寺院,也没有屈大夫的宗庙,母亲端一碗糖三角,恭恭敬敬放在炉台上,不说话,不祝愿,也不祈祷。我问母亲敬奉谁?母亲告诉我敬奉屈大夫。我问母亲怎么会知道屈大夫,母亲说,知道。不就是楚国那个三闾大夫吗?因为担心国家的大事,惹恼了楚王,楚王把他流放到汨罗江,屈大夫在汨罗江边日夜恸哭,眼泪都哭成了诗,端午节这天,屈大夫把诗写完了,眼泪也哭干了,就跳了江。我实在是惊奇我的母亲,问母亲怎么知道屈大夫那么多的故事。母亲说她在二门里老井台上洗衣裳的时候,听老五和广德他们说屈原……

        时光飞逝,今又端午。我不知道现在的母亲们是不是还蒸“糖三角”,是不是还用“糖三角”奉敬三闾大夫。但我知道,我的家乡还保留着吃角黍、插艾花儿、佩带香布袋儿、绾百索的习俗,传统没有丢,文化没有丢。

        从端午节所有的内容可以看得出,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文化史,却不仅仅是一部创造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抗击疫病的历史。秋防疟疾,冬防哮喘,春防麻疹,夏防痢疾,各个节日都有不同规模的防疫项目,而端午节则是对疫病的一次大围剿,人们所戴、所佩、所吃、所喝、所行、所为,无不与防疫避暑抗病毒有关。所以说,端午是一个抗疫的节日。

        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白白胖胖又香又甜的“三角粽”,也再没有见谁拿“三角粽”缅怀屈大夫。一片丹心,青天可鉴,母亲的影响始终在孩儿的身上,我从来没有敢避开过母亲的遗光。我虽然没有“糖三角”敬奉屈大夫,但我却把友人遥寄给我的香布袋儿化成一抱乡愁,带到汨罗江边写下一首《七绝·夜宿汨罗江畔吊屈原》以为祭,并激励自己的抗疫信念:

    玉笥山前汨水西,

    楚天寥廓楚云低。

    芷兰香锁江流晚,

    明月一弯照古堤。

        (作者:卓然,系山西省晋城市作协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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