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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7日 星期三

    李伯谦:和古人对话,与历史交流

    作者:本报记者 刘平安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7日 13版)

        李伯谦近照。本报记者 刘平安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83岁的他,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参加和主持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等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其著作《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进入一个新阶段,《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为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5月13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刚从距今约5300年的“河洛古国”回到北京。5月23日,他又重整行装前往距今3500多年的吴城商代遗址。耄耋之年的李伯谦,依然乐此不疲地穿梭于璀璨的历史长河,为他深爱的考古工作往返奔波。

        5月20日下午,记者赶在李老开启江西吴城遗址之行前如约登门采访。老人虽已满头银发,却不失矍铄之精神、安然之神态、温和之细语,一本记录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史的“百科全书”徐徐打开,似乎每一个过往篇章都不曾因时过境迁而被淡忘,每一个新的章目又开始熠熠闪光。

        5月7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举行的“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李伯谦骄傲地向大家宣布:“河洛古国”这个都邑性遗址的发现,关系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后来历代都城的建设往上推测,可以看出来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我们找到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双槐树遗址。

        说起这次郑州巩义的“河洛古国”之行,李伯谦用了两个词形容自己的感受:“很激动”“很振奋”。虽然双槐树遗址从2013年发掘至今,他已经往返了七八次,参与了发掘、调查、研讨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也见证了大批珍贵遗迹的出土和几经研讨论证后重大成果的确定,但是当这些重大发现被公之于世时,作为一名考古人,李伯谦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这个遗址比较大,残存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李伯谦特意找出了遗址示意图,打开灯,一边指着图比画,一边娓娓道来,“你看,这有三圈环壕,有些地方不太规则,凸出来了,有些地方,比如北边这一块就是被黄河侵蚀掉了,每一圈环壕都有对外通道,这是外壕东南门、中壕北门、内壕东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最早的蚕形牙雕艺术品等,遗址中大大小小的文物遗存,他都如数家珍。“环壕的严密防御设施及北斗九星图案反映出的是礼制与‘天地之中’宇宙观”,“蚕形牙雕证明此处是中国农桑文明最早的代表”,“祭坛遗迹是黄河流域古人祭坛最早的实物”,“仰韶文化、黄河文化佐证了中华文明之生生不息、延续不断”,分析起文物的价值,他更是严谨而缜密。

        耄耋之年的李伯谦忙碌而充实,田野考古,发掘研讨,以修国史为己任,他享受着与古人的对话、与历史的交流,在时光隧道中阅读和探索久远的往事,也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时光中。

        5月23日的吴城商代遗址之行是他在46年前结下的缘分。“吴城考古遗址公园要进行升级,请我过去参与研讨,我觉得我得去,一是我比较了解吴城的情况,另外,吴城遗址对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李伯谦说。

        1974年,李伯谦带学生参与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属于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片,又有类似郑州商文化遗址出土的鬲、盆、豆、罐、大口尊等器物,这种情况无疑给遗址定性增加了难度,李伯谦翻阅大量资料,进行了反复思考。1977年,他在《试论吴城文化》一文中首次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出土文物按照文化因素的不同分为甲组、乙组,再根据数量多寡等定性,最终将吴城遗址命名为受到商文化影响的“吴城文化”,这一主张打破了当时难以定性的困局,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可以说,吴城遗址启发了他在考古学方法上的探索与思考,也促使他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1988年,李伯谦发表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统阐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这一考古学理论逐渐成为与地层学、标型学等并行的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为考古界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为他日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尤其是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对比研究中,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李伯谦发现了三者在文明演进模式上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王权和神权),为学术界打开了另一道门。

        “有时候甚至觉得一旦离开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我可能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李伯谦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吴城遗址也同样重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伯谦在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经验之后,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著作在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本人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持续散发着光和热。

        60多年前,李伯谦因一句“考古就是游山玩水”步入了考古界。如今,再提及此事,李伯谦往后靠了靠,倚在沙发上欣然一笑。“当时还是年轻,对考古不太了解。了解之后,便会知道所谓的游山玩水其实就是野外考察。”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道,“考古当然有辛苦的一面,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既能看到自然风光,也能看到人文之美,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古人对话,为修国史贡献力量。其实,只要是真心喜欢考古,完全可以获得游山玩水的乐趣。”

        (本报记者 刘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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