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好“导学思政”这捧“盐”

    从寒冬到仲夏，清华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单思思夜以继日地“泡”在实验室里。生产抗体、检测抗体功能、进行动物实验……140多个日夜一晃而过，她在向新冠疫苗研发展开攻关：“课题启动时刚放寒假。导师发出召唤的第二天，我就回了学校。除夕夜都是在实验室里吃的饺子。”

    疫情来袭，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骆昱宇则是在导师指导下开发了一个涵盖疫情小区查询、可视化分析、疫情分析报告等功能的疫情可视化平台。短短几天，访问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

    不平凡的战疫时刻，有担当的青年挺身。而在这群站在前列的学子背后，有着一群青春引路人——导师。

    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学生心坎里？近年来，各高校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上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模式和经验。但记者调研发现，具体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两大瓶颈：一是研究生群体的培养场景多以实验室、课题组为单位，主要体现为与导师的互动交流，这一领域还有待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覆盖；二是当前针对教师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相互独立，无法形成合力。

    短板如何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循着这个方向，清华大学的做法是创新导学思政工作体系，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导师与研究生的互动全过程，让导学思政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互支撑，构建出符合研究生特点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

解难题：构建符合新时代研究生特点的“导学思政”体系

    骆昱宇的可视化地图开发过程并不顺利。对于一名研究生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他要闯过初步收集的疫情数据不够规整、精准疫情数据难、数据融合难等重重关卡。很多次，他想放弃。每当这时，导师李国良教授的“花样鼓劲”总能给他继续下去的动力。

    “导师常说，做任何事都有困难，坚持才能柳暗花明。”“导师说，全社会都在为疫情防控作贡献，我们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自己也总是跟我们一起工作到深夜。”“导师还说，将来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时，更要立德立言。”……回想起那段争分夺秒的科研攻关时说，骆昱宇三句话不离“导师”。

    遇到一位好导师是什么样的体验？知乎上的这个热门提问下，答案各不相同，共识却有一个：好导师不只在学业上指导，更是在人生道路上牵引。

    但在现实中，一段时间以来，导学关系紧张的事件却不时登上热搜。2018年12月，一项针对3932名硕士研究生的调查显示，59.6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融洽，36.2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平淡，3.46%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紧张，另有0.56%的硕士研究生表示自己与导师是敌对关系。而在选择“敌对关系”和“紧张关系”的研究生中，分别有90.91%、76.47%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如同“老板与员工”。

    “导学关系作为研究生阶段核心的社会关系，存在于导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师傅的言传身教会让学生受益终身，学生的科研投入和事业选择也会对导师思想产生影响。”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前的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并未能够结合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规律精准发力：“相较于本科生群体，研究生思想更成熟、社会角色更多元，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必须要构建符合新时代研究生特点的‘导学思政’体系。”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清华大学把“导学思政”嵌入于“导师-学生”关系中，结合多维度多层次互动，实现了对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塑造、行为引导和价值引领。

    清华大学研工部部长赵岑介绍，导学思政主要体现在学术科研、校园生活、职业发展三个层面：“学术科研层面聚焦学术价值引领，注重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工作过程中增强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校园生活层面聚焦情感交流与人文关怀，通过共同运动、就餐等丰富导师对学生开展价值观引领的场景选择，增强导师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内在动力；职业发展层面聚焦价值选择引导，鼓励师生共同参与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对学生积极引导，使其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搭体系：让导学故事发生在越来越多元的场景中

    两年前，听到导师朱安东副教授提出“每周15公里”的打卡计划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孙洁民心里有些打怵：“上大学后，我运动非常少。可导师说，‘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之后，还有20年可以继续通过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社会贡献，算算，至少要活到八九十岁。健康体魄、锻炼习惯必不可少’。”

    不论分多少次、每次多长时间，每周跑步15公里的目标必须达到。如果没完成，则要实施惩罚。周打卡计划实施两年后，孙洁民发现，身体素质变好了，课题组氛围更融洽了，学习科研效率都得到了提升：“导师打卡最积极，不论是在学术生活还是价值选择上，他都以身作则引领我们成长。”

    跑道上、赛场上、社会实践路上……导学思政工作体系推行以来，清华园里的导学故事发生在越来越多元的场景中。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如何用好“导学思政”这捧“盐”？清华大学结合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特点，使出了“关键三招”。

    第一招聚焦学术科研，注重运用微沙龙等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学术科研讨论、跨学科交流提供保障。

    日均16场跨学术交流活动、送出十几万杯学术咖啡……发起6年来，清华大学“微沙龙”O2O平台每年开展师生交流活动近9000余人次。“微沙龙‘学术交流送咖啡’的模式激励师生围绕科研问题、社会问题开展广泛交流，打造常态化和便利化的师生交流平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介绍，清华还连续多年举办促进师生交流的“良师益友”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挖掘优秀教师事迹，引领学生自发为导师撰写为学传奇与育人佳话，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第二招注重校园文体活动中的师生互育，在日常行动中拉近师生感情距离、传递价值共识。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杨殿阁是智能汽车领域的先行者，可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他都积极带领学生参加科技比赛，在运动场上给学生加油助威、与学生们击掌拥抱：“培养专业认同很好的一个秘诀就是通过学生系统抓体育。成绩是次要的，通过拼搏奋斗带动大家的合作意识、集体凝聚力才最重要。”

    在原有党团班集体的基础上，清华近年来致力推动形成以课题组、实验室为单位的集体文化，将各类学生文化演出、体育竞赛、社团活动等活动面向课题组、实验室进行报名。“导师与学生在互动中丰富了交流场域，导师更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示范性行为对学生产生了更真切的影响。”过勇说。

    第三招，鼓励师生共同走出课堂、洞察社会，在深入社会过程中强化导师引导，帮助学生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一次特殊的“大国起飞”社会实践，让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任建勋副教授和多位支队成员都感受到了心灵的撞击。实践中师生共同走进国内主要航空领域研究机构，体认到了专业的广阔前景、国家对航天人才的渴求、国内相关技术存在的“卡脖子”现象。“一些学生在实践后产生了投身基层从事科研的想法，我也更加明确了教学与实践的差异。我会更加鼓励我的研究生通过社会实践增强对国情民情的认识，树立正确职业发展观念。”任建勋说。

    打破原有辅导员带队、学生自行组队社会实践的惯性思维，让导师共同实践，清华园里，众多实验室、课题组形成了“亲近土地、服务社会，专业指导、就业引导”的独特风尚。数据显示，仅在2019年，就共有1092支实践支队、超过10400名清华师生共同走出校门。

见实效：导学思政推动师生互相酿造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这几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频繁提及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这段话。导学思政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良师像“大鱼”般用治学精神、人生态度感染着学生，“小鱼”们从游其后，濡染观摩，最终走向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学校像是一个酒缸，师生本就是一个互相酿造的过程。”清华大学物理系姜开利说出了很多老师的心声。

    “导学思政不仅有助于导师更加深入地了解研究生群体的思想动态变化与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更衔接了原本相互平行、相互独立的导师思政和学生思政体系。”在杨斌看来，这正是导学思政体系更大的价值所在，“师生能够在共同场域中展开沉浸式沟通交流，进一步强化价值认同，提升两个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形成育人合力，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如今，除了学校的推动外，更多的导学思政探索在更多的师生间被自发展开——

    除了每周一次的组会之外，清华大学交叉信息院副教授徐葳许诺：如果学生有面对面沟通需求，3天内一定满足。在讲业界动态时，他常常会进行价值观的引导，比如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将“什么是爱国”等理念传递给学生。

    “80后”刘知远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去年接到要组织方阵参加国庆游行的通知后，他挨个找大家谈话，带着课题组一起参加游行。第一次演练时等待时间长，刘知远就带着课题组做语言游戏，做着做着，突然发现跟研究相关，就当场坐下来在长安街上开起了组会，现在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已经投稿至相关领域的顶级会议上。

    “要看到学生的长处，向他学习，同时给他个难题”“导师要严格要求学生，也要有针对性地、前瞻性地给出一些难题”……前不久，清华大学“云校庆”举行的论坛活动中，81岁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余寿文教授带领52岁的冯西桥教授、41岁的李群仰教授、38岁的李博副教授师生三代同框，从科研、学风、就业等多维度展示了30余年来三代清华力学人的师道传承，也讲出了为师为学为生的真谛。

    一段段生动的导学故事，凝结了优良师生传统与精神，传递了良好导学关系，更记述下一代代学人辛勤科研、薪火相传、为国奉献的青春图景。

    （本报记者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