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访名家】
随着全国部分高校有序开学，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杜建录更忙了。“我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进展，按照学校的部署，落实防控任务，制定开学预案。也一直在网上指导研究生修改论文、在线查阅资料、学习课程。”杜建录说。
“西夏学研究，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顶天，是追求占领西夏学研究的学术制高点，致力于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打造为全国乃至世界西夏学研究领域的高地。立地，是西夏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文创开发让躺在文献资料里的西夏史‘活起来’，服务现实生活、赋予文化自信。”杜建录说。
西夏学研究院有两个展馆，一个是学术成果馆，也可以称得上西夏学研究的“顶天馆”。这里汇集了西夏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多数都是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牵头完成的。
杜建录饶有兴致地客串起了讲解员。“西夏学有绝学之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西夏学的研究进展迟缓，西夏史一直蒙着一层神秘面纱。近代以来，随着大量文献文物的发现，西夏学研究逐渐兴起，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新兴学科。”
展台上几十册《西夏学文库》整齐排列。杜建录说，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牵头编纂的《西夏学文库》属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计划出版100多本，目前已出版著作卷、论集卷、译著卷共20多册。随着西夏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夏和西夏史，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夏文化是中华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西夏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经冬复历春，杜建录带领学术团队伏案钻研，把西夏学这门“高冷”学科做成了“热课题”。西夏学研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寻找历史关联，在国内外协同研究中焕发生机。
协同创新是新时代西夏学的重要特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西夏文物》就是典型代表，已经出版的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都是和当地文物部门协同攻关的成果。“还有一些正在编写，其中洞窟编由樊锦诗主编，他们都是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杜建录说，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这些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作为一个平台，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联动机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藏有大量西夏文献和实物资料，我们通过中俄人文合作机制，签订联合整理研究协议，目前两国学术团队沟通很畅通，互动很频繁。”杜建录说，近年来他经常带团队到俄罗斯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高水平成果支撑国内西夏学研究逐渐占领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制高点。近几年，已有《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西夏社会文书整理研究》《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等6本西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其中，4本出自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19年，由杜建录带领团队讲授的《解读西夏》慕课也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成为众多历史迷的必追课。
文物是历史，但不是全部的历史。历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最终要通过具体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产品影响人类活动，坚定人们的文化自信。这就要求“顶天”的西夏学，也要“立地”。
与“顶天厅”隔廊相望的，是宁夏大学丝路宁夏文创成果馆，即西夏学研究的“立地厅”。走进去，带有西夏文化元素和符号的丝巾、扁壶、茶具、抱枕、笔记本、包袋、碗筷等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达80多种，设计专利证书和作品登记证书摆满了展台。“我们和宁夏大学美术学院合作组成专门的设计团队，这一跨界弥补了做设计对文化把得不准、搞文化不懂设计的缺陷。”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教授、宁夏大学丝路宁夏文创中心主任于光建说，文创不是简单的文物复制，而是集实用性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创意。目前，以丝巾、包袋、筷子等为代表的实用性文创产品在周边旅游景区非常受欢迎。
展台上，一个手掌大小的剔刻花鹿衔牡丹纹扁壶非常精美，该扁壶抓住了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剔刻花，装饰纹样选取了鹿衔牡丹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鹿”字与“禄”同音，是吉祥的象征，牡丹花寓意富贵，真正实现了既便于携带、实用，又面向大众传播历史文化。
“我们在丝路的历史文化中定位西夏学，从不局限于在宁夏搞文创，而是努力把银川打造为西夏文创的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内蒙古、甘肃等地，真正实现各民族共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杜建录说，今年，他和团队还将以“丝路西夏”“丝路宁夏”文创为品牌，再开发文创产品80多种。
在展厅非常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张精心装裱的2010年6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版面。报眼位置的一篇稿件非常醒目——《宁夏大学研究成果再次印证：“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
“这是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光明日报》缘分的见证。《光明日报》是最早关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的，多年来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学术自信，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杜建录说。
（本报记者 王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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