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上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

    【光明学术笔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开辟的进行经贸交流与人文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以沿线海域港口城市为节点、海上航路为网络，编织成为承载东西方经贸往来、邦交关系、宗教与文化交流、族群流动与交融的海洋文明体系。

一

    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南方越人素有行舟致远的航海传统。秦汉之际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使这里成为南海北岸的著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朝平定南越后，派遣使者从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洋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来西往的东西方海上航路终于对接，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标志。番禺是这一时期岭南的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史记》《汉书·地理志》皆称番禺为“都会”），与北部湾畔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构成汉朝面向南海的主要商港。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南方六朝政权注重南方开发和海洋经略，广州开辟了穿越南海、航向东南亚的新航路，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海洋网络逐步形成。进入隋唐盛世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唐朝通向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的最重要航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各国番商在城西聚居形成“番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暹罗湾沉船均为阿拉伯商船，沉船遗物中有珠三角地区生产的外销瓷等遗物，说明商船是在贸易中经停广州、返航途中沉没的。唐朝派遣广州市舶使，创立市舶管理制度，影响深远。确实如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所说：唐朝“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10世纪以后，广州成为南汉国的首都兴王府。在分裂割据时代，局部稳定的南汉朝廷与闽国、吴越等东南濒海政权一样，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这一时期的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均与广州贸易有直接关联，出水中外器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说明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地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完善的海洋网络和贸易联系。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臻于鼎盛，沿海地区兴起一批贸易港口，广州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可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地中海地区。朱彧《萍洲可谈》指出，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收课倍于他路”，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号称“天子南库”。

二

    14—15世纪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欧洲人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新航路：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一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直航澳门、广州和其他港口。后来美国商船开辟了新太平洋航线，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明朝初年推行朝贡体系，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各置市舶提举司，分设“安远”“柔远”“怀远”馆驿。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广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事务最繁；怀远驿有各类房舍120间，规模居三省驿馆之最。16世纪中叶贸易制度转型，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随着外国商人来华数量的增长，澳门开埠并成为广州外港，构成明中后期贸易管理新体制“广中事例”，广州—澳门贸易在亚洲乃至全球海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来过广州的葡萄牙人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来信》）。

    清朝统一台湾后，沿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对欧美国家的海洋贸易逐渐集中到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广东地区。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的海洋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除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外，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包括行商、商馆在内的一系列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明清时期，循着海上丝路，广府民众航海贸迁，移居东南亚及美洲、澳洲新大陆乃至欧洲、非洲，广州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

三

    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网络，也是沿线国家和地区邦交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通道。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通过海路传入，经广州等地在岭南传播，并北上传入内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27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路来到广州，在今华林寺附近建西来庵，后北上中原，成为禅宗初祖。广州不仅是泛海东来弘扬佛法的外国僧人的重要基地，也是国内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经的主要出航地。唐宋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常住广州“蕃坊”，从事各种贸易，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留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明朝中叶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伴随西方商人来到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和内地。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来到珠江口的上川岛，准备进入中国传教，后因病逝世，葬在岛上。此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地理、历法、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造等技术，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门户。

    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的通用商业语言。澳门开埠后，华夷混杂的澳门、广州出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交融，产生了中外贸易的通用语言“广东葡语”。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兴起，广州中外贸易中逐渐形成以粤方言与英语混合的新商业用语“广东英语”。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语人才，于是，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又兼通夷务的广东通事与买办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经由此实现了彼此间的传播与交流。近世新航路开辟后，广州口岸聚集了众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欧洲介绍“中国印象”，把中国经典古籍译介到西方，儒家思想等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产自中国的精美服装、手工艺品、家具等被带到欧洲，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时髦物品，并加以模仿制造，在制瓷、绘画、建筑等领域，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Rococo）艺术的新风格。

    自秦汉至明清，广州始终处于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历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李庆新，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