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与大爱

    “协和”两字在中国医学界如雷贯耳，堪称“金字招牌”。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北京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这三家协和医院在武汉会师，成为抗疫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令人心怀崇敬的协和，它的实力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三家“协和”，会师武汉抗疫第一线

    算我孤陋寡闻，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宿舍大院生活了几十年，一直以为只有这一家“协和医院”。谁知近日上网看到一篇报道，说截至2018年，全国竟有1700多家贴着“协和”名字的医院，哎哟喂！

    其实真正与“协和”之名有历史渊源的，仅有三家，为北京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协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协和）。这三家，以北京协和为首，代表了中国最高级医疗水平，是中国所有医院的旗舰。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三家协和，在武汉会师了！

    北京协和是用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建立起来的，1917年在位于王府井的清豫王府旧址上破土动工，1921年建成启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14栋碧玉琉璃瓦大屋顶下，全套西洋内构，费银750万美元，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暨医院。一百多年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成长为一代代顶级名医、大医，成为支撑起整个中国医疗大厦的栋梁。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院开创了数不清的“中国第一”，比如，仅居住在我们协和大院的各位大医就有：李宗恩，热带病学专家，北京协和第一位有实权的华人院长；胡正详，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孙中山的肝癌病理切片即是他做的；聂毓禅，北京协和高级护校的第一位华人校长；黄家驷，胸外科专家，中国第一位英国皇家医学学会会员；林巧稚，中国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而今，众多的“第一”，继续被北京协和的老中青三代医生不断创建着。单说这次援鄂抗疫。1月25日，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要求协和组建援鄂医疗队，短短3个小时内，在职职工总共4000多人的北京协和，就有3306名医护人员自愿报了名！作为一个在协和大院长大的子弟，对那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再惊讶而更认为是顺理成章：

    1月25日，北京协和在第一时间里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建议方案》，为全国医疗救治工作树立起一个标杆。1月26日起，北京协和先后派出4批共186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第一线。独立承担起武汉协和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房的救治任务。顶尖专家挂帅重症病区。ICU拔管成功率最高，把一位位重症病人从死神手上抢了回来。3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协和的4位中青年医生代表以镇定自若的态度，用纯熟英文向中外记者详细介绍新冠肺炎重症救治的方法、经验。4月15日，作为全国援鄂时间最长的一支医疗队，最后一队班师离鄂……

    福建协和是由创建于1860年的福州圣教医院与创建于1877年的福州马高爱医院合并而成的，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取名为“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取意为“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共同办好社会福利事业”。1937年医院标志性的红楼落成。至今天，红楼还在，该院已发展成为一组建筑群，2018年被国家卫健委公布为首批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有网友说，虽然现在福建协和实力不如北京协和、武汉协和，但无法否认160年来它对福建医疗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在老福州人心中“医者仁心”的崇高地位。

    1月27日，福建协和首批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首先进驻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2月2日，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连续奋战28天；3月3日主动申请，重返武汉金银潭医院。他们救治的全部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和重症病人，病区是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标志性主战场。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亲自带队指挥，克服了前期医疗防护装备不足、器材不足、经验不足、没有特效药等困难，积极采集病毒标本，摸索病毒特征，尝试各种救治方法，为后续医疗队趟出成功之路……

    武汉协和的前身是“汉口仁济医院”，取“仁爱济世”之意，1866年由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建起。1928年医院扩建，正式更名为“汉口协和医院”。经过150多年的风风雨雨，该院现在也已是悬挂着巨幅“协和医院”大红字的医学大厦，三级甲等，主要医疗工作量稳居全国前列，在武汉乃至中南几省起着扛鼎的医学作用。武汉有一句老话：“要想活，送协和”；还有一句：“只要还有一口气，赶快赶快送仁济”，足见武汉协和的威望。

    在此次抗疫鏖战中，武汉协和从院领导到感染科、医务部的干部、大夫们，用生命丈量着每个高风险的科室与区域：急诊室、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普通病房隔离间、CT室、检验科、被服收集与存放处……及至医疗垃圾处置与存放处等；临床医务人员用生命战斗在临时改建的江汉方舱医院，除了治疗，同时清扫、隔断、放置床位、被褥……还现场培训各医疗队员、保洁、警察，现场指导工作人员穿脱防护用品……经过几十天的奋战，抢救了数百名重症患者，治愈了数千名轻症患者，彰显了武汉协和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家协和，2020年交集在抗疫第一线。疫情黑云压城，雪打雨摧，白衣天使，力挽狂澜，舍生忘死地撑出了武汉三镇的朗朗晴天！事实证明，协和，到底是协和。当代协和人依然是中国医学界翘楚。因为他们的到来，不但病人们心里踏实了，就连整个儿荆楚大地都安稳了不少，江城更有了战胜疫魔的信心与实力。

    协和，百年不倒的协和，令人心怀崇敬的协和，它的实力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原因有很多，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病人至上”的崇高医德，二是顶尖的人才集聚库。大医者，心怀大爱。

患者至上

    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那时还有好些诊室在地窨子里。当时我们小孩子一点儿都不害怕，因为在我们的小心眼儿里，都很相信“医生像妈妈”这句话。真的，这句话不虚，她们（还有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笑眯眯，不板着脸，践行的是大爱的医者仁心。

    大神级医师吴阶平大夫曾说过：“我认为做一个好医生要不断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高尚的医德；二是有精湛的医术，能解除病者的疾苦；三是有服务的艺术，取得患者的信任。关于第三点一般人并不很重视，不认为其中大有学问。我感到有经验医生的突出之处就在这第三点上。”

    这三点，从吴阶平、林巧稚所代表的医生教授们，到聂毓禅、王琇瑛为代表的护士们，基本都做到了，这是协和百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林巧稚大夫有几个不太被人知道的“习惯”：她看门诊时，总要看完当天挂号的所有病人才下班。如果她看到哪个病人表情痛苦，就会丢下手里的事去直接询问。有时护士提醒她说，待诊室里来了“特殊病人”，林大夫总是严肃地回答：“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著名外科学家、中国现代基本外科奠基人之一的曾宪九教授，也有让后辈终身铭记的一件事。协和医院原外科主任钟守先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正在查房，一位护士跑过来说，隔壁病房有一病人突然不行了。曾主任带着我们迅速赶过去，这时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曾主任一个箭步冲上前，毫不犹豫地为病人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这一动作激励了周围所有的人，大家争相上前交替参加抢救，最终使病人脱离危险。原来这是一位肝硬化门脉高压行分流术后的病人，因肺动脉栓塞而突发呼吸骤停……

    在著名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长期担任协和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大夫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故事。他从1921年7月开始看病，到1986年7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在整整65年的临床诊断中，显示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拯救了无数危重病人，甚至有的病例在世界上只发现过几例。1977年10月，张大夫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此例是全球第8例。这个男性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大夫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患者的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类似这样的事，在协和老教授们身上，多多矣！面对这样崇高的“协和精神”，谁能不为之动容！可幸的是，这些令人心怀崇敬的老协和传统，被薪火相传到了今天——在今天的北京协和医院里，不仅仍然集聚着一大批医术顶尖的名医、专家、教授、权威，也还仍然保持着医者仁心的大爱。

    比如仅就给我看过病的、我了解到的，有两位“老协和人”行医一辈子了还在出门诊，一位是口腔科的赖钦声大夫，87岁了，给患者治牙，一站就是一上午，年轻人都觉得吃不消，你说老爷子能不累？另一位是神经科的郭玉璞大夫，92岁了，还不肯让自己歇在家里颐养天年。中年医生中，妇科的潘凌亚大夫在病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被称作“潘菩萨”，看她出诊真是感动：下午半天门诊，每次都要看五六十名病人，经常要看到晚上八九点，即使这样，她也要求自己保持态度上的和蔼耐心，宁愿自己累得说不出话来，也要对一个个病人交代清楚；特别是对来自农村边远地区的弱势病人，更是格外和善，细致周到。某一年我膝盖疼，在协和App上挂骨科号，谁也不认识，看到有冯宾副教授的号就挂了，初诊时见到这是一位青年大夫，看病很认真。回家遵医嘱吃药，过两个月又去复诊，一件令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冯大夫听说我膝盖已经不疼了时，竟然一脸灿烂地笑了，就好像我是他的亲人一般发自内心地高兴。当时我都有点傻了，特别想对他说：“冯大夫，你笑起来真好看！”我的意思是说，医爱就是药，病人能遇到这样真心大爱的好大夫，真是一种幸福呀……

    在医院里是这样，走到天涯海角也不含糊。还要说今年在援鄂前线，北京协和医疗队收治的都是生命垂危的病人，在初期对新冠肺炎认识不太清楚和没有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医疗队员们把所有医护手段全部关口前移，各级医生包括查房教授，保证每天进病房，到床边到病人身边去，在第一时间里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和对治疗的反应；并按照医院的传统做法，坚持早上进行早交班和大查房，晚上雷打不动核心组交班；坚持把病人一个一个拿出来进行讨论，前后方联动、多学科协作，形成每人一个治疗方案。在全队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很多病人转危为安——百年来高举大爱精神的协和人，创造了新时代的奇迹。

顶尖的人才集聚库

    都知道协和的医疗水平高，都信任协和的诊断和治疗，为什么？协和有全国顶尖的大医生呗。前面说到单是住在我们协和大院的名医，总共16栋小洋楼里，每栋都有可在中国医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医、专家和教授。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择几位简单一说：

    张鋆（1890—1977）教授住在36号楼，在大院里被称为“老爷子”。说来在我们大院里地位最高的，既不是著名的林巧稚大夫，也不是黄家驷院长，而是这位老爷子，过去年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会有小轿车接他上天安门去观礼，当年小姑娘的我，曾好几次看见老爷子穿着笔挺的西装，像一块直上直下的木板一样，笔挺地站在大院门口等车，脸上永远是他那一副肃穆的表情。

    这位不苟言笑的大解剖学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似乎就是堂吉诃德的化身，身材瘦长，脸型瘦长，不怎么出现在大院里，出现了也不与别人搭腔，兀自走自己的路。我那时不明白他的地位为什么那么高，及至成年以后才了解到，上世纪40年代，他曾以“中国人脑沟回模式等同于欧美白人”的医学事实，回击了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种低劣的谬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官至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但他本质上永远都是一位大医学家。他是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都说只要上过一次他的课，会终生不忘：老爷子上课时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容，不怒自威，令人生畏，不但学生怕他，就连助教们也都诺诺。他的语言逻辑严谨，没有废话，又精通中、日、德、英四国语言，讲课时不仅表达自如，而且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十分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讲得妙不可言。最惊倒学生的是他授课时从不带挂图，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像演示时，马上就在黑板上画，有时两手各持一根粉笔，同时发力，左右开弓，几秒钟就画出来，真是大神啊！

    大院里还曾住有一位“奇人”，即30号楼的王善源（1907—1981）教授。他是1956年携荷兰籍夫人回国定居的，带回来40余箱精密仪器，周恩来总理都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多次宴请这位大神。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聘他为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增聘他为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范儿”？原来他真的是一个厉害角色：精通美、法、德、日、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马来亚等8国语言；分别毕业于荷兰莱登大学医疗系、法国巴黎大学物理数学系、英国伦敦电子与音乐工业公司学院电子仪器系，先后获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精通医学、物理学、数学、电子学、化学等，研究工作涉及很多学科领域（让我联想到多学科巨神达·芬奇）！从1948年至1956年归国前，他先后受聘担任过荷兰生物物理试验所所长、荷兰结核病门诊部主任、荷兰生物物理学会委员、万国生物气象学协会委员等；在全世界发表有关医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胶体化学、统计学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70余部（篇），成就非一般科学家可企及。

    回国后，王善源研究员确定了“流行性感冒、肺结核及肿瘤的发病机制、防治对策及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等科研课题，对各项实验都亲自参加配液、实际操作、记录整理和论文撰写的全过程，始终把握着第一手材料，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还在国内较早建立起小白鼠肿瘤模型，发现了肿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亦可消除，不是“不治之症”，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么介绍着，倒让我模模糊糊想起，当年似乎见过这位大神。但更有印象的是他的荷兰籍太太，像苏联老大妈一样胖胖的，金黄色头发，穿宽大的长裙子，基本不独自出门。还有就是他们家经常来一大帮外国客人，女的比较多，也都是穿长裙，也都是金黄色头发，那时候北京的外国人还非常少，老外都属于可堪远观的“西洋景”。

    我没见过顶着内科学、传染病学、微生物学、病毒学专家4个专家头衔的张学德（1916—1981）教授，上世纪50年代他居住在33号楼。据说在上学期间，他还有一个让同学“羡慕嫉妒恨”的头衔，就是年年的各科状元，只要他不毕业，别人就甭想拿第一，这学霸当的，真让人绝望啊。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家境贫寒，靠慈善金和奖学金一路读书，1936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在全国尖子生中继续当状元，每年都以各科成绩第一而获得学费全免的奖励。1942年任北平协和医学院住院医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停办，张学德拒绝与日寇及汪伪政权合作，离开协和，出走北平，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傲骨。1950年张学德返回北京协和医院，后组建传染病专业组兼任主任。1956年作为专家，参与对包括731细菌部队在内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1957年奉命入伍，组建全军第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在上世纪60年代，张学德对鸟疫进行了病原分离和血清学调查研究，研究鸟疫在我国的流行和存在的隐性感染；又指导全国及全军防治痢疾、传染性肝炎、钩端螺旋体等传染病的工作。

    33号楼位于8栋联排小洋楼的中央位置，这楼里还住过中国核医学之父王世真（1916—2016）院士一家，除了他的夫人儿女，还有他母亲林剑言老人，大院人皆称为“王奶奶”——说来这是属于市井小民的称呼，对于她老人家实在是太不合适了，这老太太可是一位不得了的“人物”，她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其诗词、书画、酒量俱佳，说话直率爽利，很有“女侠”剑气；老夫人还好客，她的一大堆朋友说出来也吓人，比如梅兰芳大师、齐白石老人、何香凝、廖梦醒等，这些大名人以前曾多次到33号楼造访，令我们大院蓬荜生辉。

    王院士是生命科学家，中等个儿，戴一副细边的金丝眼镜，文文弱弱，一副书生模样，却是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学家之一，是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掌舵人，被尊称为“中国核医学之父”。他在甲状腺素的研究中开拓了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新领域；在国内合成扑疟母星；研究、合成并生产了多种标记化合物，比如早年广泛应用的杀虫剂DDT，还有用于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王院士的两位弟弟也都不是凡人，说起来如雷贯耳：一位是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文化学者王世襄先生，文化圈内没有不知道、不敬仰这位大神的；另一位是公路工程专家王世锐先生，曾主持参加中国及境外多条公路和一些永久式桥梁的测设施工，并开辟了中国对外公路工程承包事业，也是“中国XX之父”式的大神——瞧这一家子，令人高山仰止啊！

    协和大院除了16栋美式小洋楼之外，还有一座风格迥然不同的英式灰楼，胡懋华（1912—1997）大夫生前居住在该楼西侧。这位了不起的女大夫是中国第一代放射学专家，中国临床放射学奠基人之一。1953年起就担任了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创造性地将放射科的诊断工作，按解剖医学划分为神经、骨骼、胸部、胃肠等专业组；还首创了“临床放射讨论会”。这些模式的建立，对中国放射学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每次与胡大夫路遇时，我都会停住脚步，恭恭敬敬地唤一声“胡阿姨”。我很早就听到过关于她的两则“神话”：一是她出身名校，当年还是燕京大学女子排球队队长。二是多年后已做了放射科大夫，某次会诊，一屋子协和名医，只有她一位女性，所有人皆认为那是一例恶性肿瘤，最后，一向低调的胡大夫慢悠悠表态，却语出惊人，否定恶性肿瘤的判断，事后证明了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从我孩提时代到后来我长成青年、中年的几十年间，胡阿姨给我的印象一直是6个字：朴实，低调，慈和。除非参加重大外事活动，她的衣饰从不华丽，日常穿着就像一位中学老师，整洁端庄大方就好了。她的语速一贯徐缓，声音不高，像茉莉花一样暗自吐芬芳，从不出风头和喧哗炫耀。她待人平易和气，对我们这些不相干的小小晚辈，也从来都是专注和善，认真倾听。很晚了我才知道，这么朴实无华的胡阿姨，却原来是一个“官二代”呢，她父亲曾任职江苏省教育厅长，但她和哥哥胡懋廉都没有躺在家世上声色犬马或是风花雪月，而是发奋读书，终于双双成就学业，哥哥亦成为中国耳鼻喉科的一代宗师。

    百年协和史，滚滚长江水。前浪带后浪，后辈逐前贤。浪花腾飞处，代代尽英杰。

    （作者：韩小蕙，系本报原领衔编辑，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近著有《协和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