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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4日 星期日

    用文字,筑一座城

    作者:祝勇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24日 12版)

    《故宫六百年》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写书者说】

      面对故宫,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故宫又太庞大,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实实在在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

      在故宫,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依然会感到茫然,也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故宫显然是太过庞大了。

      故宫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肇建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它,依然会感到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故宫),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故宫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它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升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故宫没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故宫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故宫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故宫有墙,但故宫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故宫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故宫面前,话语是那么无能为力。

      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故宫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故宫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故宫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故宫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故宫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故宫里又是有市场的,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着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故宫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2020年,故宫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故宫,写故宫的十个甲子。只是故宫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这不仅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首先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画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古代中国人先有空间观,后有时间观。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走样,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我到底想写什么呢?我写了它的建筑,写了发生在它内部的一些事件,写了裹挟在这些事件中的权术、阴谋、党争、宫斗,写人性的撕裂、变异与挣扎。

      应当承认,这些构成了中国历史中不堪的一面。但即使如此,在故宫,依然找得见日常生活,找得见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更找得见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不仅是利己的,更是利他、利群的。或者说,唯有做到利他,才能实现利己。

      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中的原因,须从文明的内部去找。毋庸置疑,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罪孽与堕落,但也有拯救与飞升,就像这辉煌浩大的故宫,无数次几乎被摧毁,又无数次地涅槃重生。中国人能穿越黑暗与血腥活到今天,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在某一个黑暗的时刻,不是因为这黑暗太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正面价值比这黑暗更加强大,这些正面价值包括:隐忍、宽容、牺牲、仁爱,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道家所说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等,几乎包含了我们文明正面价值的所有内涵。与充满经营算计的王朝政治相比,文化具有更强的整合力。

      就此我们看到了两个故宫,一个是王朝政治意义上的故宫,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对王朝政治进行抨击,而对故宫的文化价值,我们不能不顶礼膜拜。紫禁城表面上是一座城,背后是一整套的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一切的恩怨、宫斗都是速朽的,纵然像朱棣、乾隆这样的不世之君,也只是匆匆过客,只有故宫(紫禁城),超越了个体,超越了王朝,得以永恒。

      现在我来回答文章此前提出的问题:故宫是什么?我想说,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它的美,来自时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我们文明中真善美的赐予。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这座城中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在这样的博弈中,这座城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

      关于书名,出于慎重,我专门请教了郑欣淼先生,以及赵国英女士,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叫《紫禁城六百年》还是叫《故宫六百年》都没有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紫禁城偏重于建筑,故宫则侧重于这座“旧宫殿”及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它们的历史都是六百年。反复思量,我觉得用《故宫六百年》作书名更切合我的本意。

      书写完了,书里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都来到了2020年。

      合上书稿,我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一句话:

      “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我愿意用这句话来自勉。

      作家路遥也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自己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

      写完《平凡的世界》,路遥把他的笔从窗子扔了出去。

      我想他那时一定会轻松许多,像是告别了一次孤寂的长旅。

      (作者:祝勇,系作家,纪录片导演,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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