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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思】
日前，我突然接到友人电话，得知国家人事部原部长赵东宛同志于5月4日病逝，瞬间悲痛不已。
赵东宛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曾为我国机械制造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我们相识相交60余年，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20世纪30年代，12岁的赵东宛便在河南南阳投入了革命行列，加入了由我党创办的开封孩子剧团。因为剧团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地下党及时做出决定：将剧团撤回解放区。剧团历经艰难曲折，最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不久，少年赵东宛便被派到刚刚成立的自然科学院深造。15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院内一个最年轻的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懂得科技的赵东宛，成了“宝贝疙瘩”，23岁时就被任命为抚顺一家大型机器厂的厂长。后来，为了培养拔尖的专门建设人才，组织上派遣赵东宛去苏联学习。他肩负重任，专攻重型机械制造这门专业。留学期间，他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库存。
1957年年末，赵东宛完成学习任务回国，就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就在这一年，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到“一重”任技术员，成为他手下的一个小兵。
“一重”是当年国家兴建的156项重点企业之一，位于北满草原、嫩江之滨的富拉尔基。当年的富拉尔基荒无人烟，野草丛生，狍子和野狼打架，兔子和狐狸赛跑，一派荒凉的景象。可是，党中央却决定调集全国各地的工人、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在这里建设我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这支万人建设大军的指挥员之一，就是刚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赵东宛。
在这里，赵东宛亲自指挥了工厂著名的“三大战役”——即“打桩工程”“沉箱工程”“金属结构工程”。三大工程，一气呵成，为重机厂的提前建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工厂“边准备、边建设、边生产”的“三边”进程中，“一重”又接受了“两大产品”——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和1150轧钢机的试制任务。当时，曾有人认为，“一重”正在建设中，难以完成当时属于世界科技尖端的两大产品，但赵东宛力排众议，亲自到北京争取到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他把消息带回工厂时，十里重机城群情激奋、欢呼雀跃，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为能够亲身参加设计制造这样的尖端产品而感到荣幸和骄傲。
之后，赵东宛亲自率领“一重”这支重型机械制造的生力军，进入紧张的战斗状态。然而，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从无到有，一切要从头做起，边干边学。
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和障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无数道险关，同时，也产生了无数发明和创造。1960年，“一重”在提前一年完成建厂任务的同时，也胜利地完成了两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任务：万吨水压机安装在本厂的水压机车间内，直接投入生产；1150轧钢机，被运送到包钢安装使用，成为新中国钢铁战线的生力军。
两大产品出厂之后，赵东宛率领团队再攀高峰，又承接了更为尖端的产品——30000吨模锻水压机和2800热、冷铝板轧机的设计与制造任务。任务的难度比以前要大得多、艰巨得多，一张空前的考卷摆在赵东宛和“一重”职工面前。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赵东宛带领大家向党中央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胜利完成了三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出厂。产品被安装在西南某加工厂后，极大地发挥了它们的特殊功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赵东宛又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过原一机部、国家科委等多个科技部门的领导职务，为整个科学技术界的拨乱反正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给广大科学家创造了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
与此同时，赵东宛还作为副秘书长，参与筹划了全国科技大会的具体工作。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6000余位科学家济济一堂，聆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谋划祖国科学的未来。大会的胜利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给他们以无比的动力。科学的春天，迈着欢快的步伐到来了。
后来，虽然赵东宛又陆续担任过很多更重要的职务，但是他说，能够亲身参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感到无比舒畅，是他平生一大快事。
1996年5月，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赵东宛还遇到一件意外之喜。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发函通知他：“鉴于您为重型机械和高能物理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您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1996年6月21日，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马林科夫院士亲自向赵东宛颁发了证书和奖章。马林科夫院士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赵东宛在1958到1966年在第一重机厂任厂长和总工程师期间，领导并直接参与研制诸多尖端重型机械产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方面的杰出业绩。
这个荣誉，为赵东宛的生平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久前，听说他病重住院，但因疫情关系，未能前去看望，想不到他竟然驾鹤西去。谨匆匆撰此小文，作为心香一瓣，愿他在天国安息。
（作者：程树榛，为原《人民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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