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的辖区属性及其管理权

    【争鸣与商榷】

    近年来，明代卫所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明清史研究的新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对卫所属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卫所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组织，还兼具行政管理的职责。具体而言，卫所在很大程度上像府州县一样，是独立的管理系统，管辖卫所内的人口、土地、财政、司法、教育和民政等方面，加之卫所又呈现出与州县不同的特质，这对明清五百多年的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所以值得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参见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等等）。

    毫无疑问，近年学界对卫所的基本属性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如军户世袭、军民并立、互不统属等，但对卫所系统的独立性在定量、定性方面的认知还存在明显差异，这势必影响到对卫所基本属性及其运行的理解，影响到对诸多具体问题的判断。笔者认为，虽然明代卫所的类型多、分布广，但作为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卫所的基本属性应具有普遍原则。因卫所具有独立完整的管理权，将其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辖区，要比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区更妥当。

卫所属性的判定与辖地面积大小、划界清晰与否无关

    学界对卫所属性理解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卫所是否具有普遍的“政区”性质，而判断其政区性质的标准，是否可以用、如何用诸如卫所管辖面积（屯田数量）的大小、划界清晰与否，以及是否切割州县等指标来判断。有学者沿用传统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将卫所分为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认为“沿海卫所的小地盘、防区和屯田区，皆不足以支撑它成为与州县相当的行政地理‘单元’，基本上不具备‘实土’特征”（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页）。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因为《明史·地理志》使用“实土”卫所一词，只是借用了南朝“实土郡县”的概念，将防区内没有州县的卫所称为“有实土”。用有没有实土和“实土性”来分析明代卫所的“政区”属性，是对“实土”概念的误解（傅祥林：《“实土卫所”含义探析》，《丙申舆地新论——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0—405页）。

    确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其骧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中就提出：“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这句话被后人广为征引，以证明实土卫所的政区属性。然而，他后来对“非实土卫所”的解释却长期为人忽视：“《明史·地理志》将卫所分成实土、非实土两种，实际所谓实土卫所，指的是设置于不设州县处的卫所，无实土卫所则指设于有州县处。前者因无州县，故即称其地为某某卫、某某所，后者即以某州某县称其地，因其地极大多数土地人口皆属于某州某县也。但有一小部分土地人口是属于卫所的……并非真正无土。”（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书前影印插图）在这里，谭先生的解释已非常清楚，实土与非实土之别在于是否当地设有州县，并不是有没有土地以及面积的大小，事实上明代的内地卫所、沿海卫所以及在京卫所（在内卫所），也都是有屯地的。

    如果认为只有设在府州县系统“力所不及”地区的卫所，才充当行政区划单位，也不符合明代卫所的实际情况。因为尽管边地卫所普遍被认为具有现代政区属性，也确实独立管辖有大片疆土，但不同卫所之间很难讲有清晰划界，大量的边地卫所（实土卫所、羁縻卫所）之间的边界，反而不如内地卫所、沿海卫所的辖地更清晰。正如周振鹤所说，“在古代，由于开发程度较低，许多政区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大致的范围”（《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因此，管辖面积的大小和划界是否清晰这样的现代政区的指标，并不能直接对应古代政区。考虑到卫所类型的复杂性，为整体把握卫所的基本属性，虽然它已具备古代政区的基本属性，但把卫所称为“辖区”而不是“政区”更具有普遍意义。在卫所辖区内，不仅在明代卫所独立行使其管辖权，即便到了清代，卫所体系内的若干管辖权仍长期延续，卫所归并州县在清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明代的卫所辖区及其管辖权的主要体现

    卫所作为独立的辖区，一是表现为卫所在辖区内具有完全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管辖权，辖区内的治权与区外的行政系统并行存在；二是卫所管辖权与它的辖区大小并无直接关系，与是否独立成片、划界清晰没有必然联系。边疆实土卫所因连面成片，其政区性质会更明显，而内地卫所、沿海卫所等“非实土卫所”的辖区虽然以插花地、飞地等形式存在，但并不能否定其政区意义的存在。实际上，正是因为卫所具有类似于府州县的相应管辖权，它才被视为与之并列的独立系统。

    卫所独立管辖一定的区域（屯田）。作为卫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屯田的独立性表现为卫所管辖权的独立，边疆实土卫所辖区的独立性自不待言，内地卫所不论它们的分布如何散乱错置，也都不影响屯地的官田性质和卫所对它的管辖权，即便到了明末依然如此。在华北，崇祯初年，浚县知县张肯堂称：“李自立，宁山卫军也，有地七顷……然而隶在卫者，不能去其籍也。”（《辞》卷5《李自立》）在中原，明末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侯方域称：“国初开设屯田，派坐甚远，幅员甚广。名隶本卫，地落他处，有相去数百里者，有相去数千里者。军产民产，相错其间。”（《壮悔堂文集》卷4《代司徒公屯田奏议》）。在西南，康熙《九溪卫志·凡例》有记，九溪卫屯田分布极广，“卫土非一隅，在慈利县图内者仅一卫城，其屯田一在澄州石门界，一在澄州图内，一在公安界，一在松滋界，一在越永定，在武陵界……”

    虽然是插花分布，但卫所与相邻的府州县对辖区管辖权的划分很清晰。嘉靖《清苑县志·城池》说：“此县志也，何府治军卫亦志耶？盖府卫虽不可登于县志，然建设之所皆于清苑地焉，故志之。何书略耶？曰详在郡志矣，县志其纳，备参考焉，不敢悉惧其僭而赘也。”万历《定襄县志·田赋志》也记载了卫所和州县地近而不统属的关系，“按：屯地与民间相杂，其所从来靡可考辨，顾同一地耳。在民每石派粮一两，余屯则五钱，不啻损半犹然逋赋，何哉也？屯余自有丁差，业属本卫审编”。

    明初卫所屯田的划拨原则，在内地拨给以无主地，不扰动原来的土地关系，在边地则以就近整块分配为主。明初设立卫所或州县以稳定局势为前提，内地不少地方是先设卫所再建州县，地方的行政权也由卫所官来兼理。如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洪武元年）置颍州卫，命指挥佥事李胜守之。颍州自元季韩咬儿作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上因如汴道，过其地，遂命胜筑城立卫，招辑流亡，民始复业”，就是由卫所官暂理民事（《明太祖实录》卷36〔下〕，洪武元年十一月）。在河南邓州，“守御前所千户所，治在州治东。明洪武三年命镇抚孔显兼知邓州事。六年，升正千户，颁印专理军务”（顺治《邓州志》卷9《创设志·所治》），同样是军政合并管理，军政官设置在先，行政官任命在后。明后期因田土归属已相对固定，中央再组成新的卫所，确实需要调整原来卫所和州县的辖境。在四川，明初叙南卫的屯田划拨与全国差不多，“凡武职一员皆有田。时当开创，各属腴田，听其自择，而卫有兵丁以备防御者，概发屯田”（嘉庆《宜宾县志》卷20《屯田志》）。但到万历初年新设建武守御千户所时，屯田及千户所的辖境就要“切割”附近的行政区（州县和卫所）了，“以九丝城都蛮作乱，巡抚都御史曾省吾勒兵讨定，割县属山都六乡，设建武所”（光绪《叙州府志》卷16《明周爻平蛮颂碑》）。建武守御千户所的辖区范围是，“府南四百二十里，东北至泸州卫九十里，东至永宁宣抚太平长官司八十里，西至珙县百五十里，南至镇雄府安静长官司八十里，北至长宁县百五十里……万历元年，剿平山都，水都震惧，悉归编户，拓地五百余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0《四川五》）。在这里，卫所的独立辖区和管辖权的划分明晰可见。

    卫所对人口的独立管理。明代实行“配户当差”和“以籍定役”的人口管理和赋役制度，军、民、匠、灶等户类均世袭，其中军户的世袭性更突出。卫所军户专有黄册来管理，必要时再编“勾军册”，府州县户籍中要开列“州县军户”以别于普通民户。因不同的户籍承担不同的差役，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不大相同，比如军户例不得分户，以保障军差的世袭轮替；户籍身份不同，就读的学校、参加科举考试的地点也可能不一样。现存极其丰富的明代科举档案（进士题名、碑录、登科录等），大都有户籍类型的清楚标注，军户的数量仅次于民户。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展示了数量庞大的明代世袭武官群体的官方档案，从中可见中央对卫所户籍管理的水平之高，军户拥有高度的独立性，而围绕军户的管理又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卫所经济管辖权的独立性。卫所屯地的官田性质，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变化，虽然军田民佃或私下交易在明后期存在较为普遍，但买卖双方并无合法手续。卫所的仓储管理权虽然在明前期就交由附近的府州县代管，但卫仓服务卫所的功能定位并未有大的变动。明末，中央仍有明确规定：“卫所在省，则行文于布政司；在直隶，则行文于该府，一切应征钱粮，俱代为转行督催”（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10《覆凤阳卫所屯粮责成该府催解疏》），这里说的就是“代为转代督催”。当然，由于军政和行政两大系统互不统属，又要时常发生经济联系，必然会扯皮，军民经济纠纷屡见不鲜。例如宁山卫地处北直隶，屯田分散，管理权也多次调整，“直隶宁山卫虽设于山西泽州，其军余俱在河南屯住，请仍隶河南管屯官带管，岁纳子粒获嘉、滑县，以便放支”（《明宪宗实录》卷270，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未）。这表明在卫所与府县不同的系统之间，州县渗透到卫所财务中的角色只是“带管”。

    卫所司法权的独立性。卫所系统明初设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在中央，五军都督府下设有断事司，为正五品，专治五军刑狱。随着五军都督府的实际权力下降，断事官在建文时被裁。在地方，卫所的司法权长期存在，各卫所设有断事司专理刑狱，另常设有世袭武官担任的镇抚官，负责处理卫所内部的司法诉讼。如果军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两大系统间要协商处理，尤其是当军人侵犯了民户的利益时，不能交给府州县来审判，要经中央批准后，再委托专门的司法官处置（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第181～200页）。到明中期，随着权兼地方三司的巡抚、总督的派出，以及科道官体系的普遍建立，卫所与州县的司法权逐步合并，但主要是从上而下来调整卫所的司法权，卫所与府州县并行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府州县必须得到授权，方可处理卫所的司法事务。明朝中后期，随着内地卫所与附近州县的社会交往日益加深，在军民杂处、高度融合的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管理出现了军民合一的现象，这是两大管理体系长期并行的新变化（黄忠鑫：《明中后期浙江沿海“军图”初探》，《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例如明末浚县知县张肯堂在审判涉及卫所的案件时，仍然需要有相应的授权或委任才可处置，军、民的法律身份差异并没有完全消失。

    卫所对行政事务的独立处置。古代，旌表是政府为表彰百姓在引领社会风气某方面的贡献所做的奖励，由各管理部门逐级审查，最终报中央审批，行政程序复杂。卫所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在这一“民政”类事业中也在独立发挥作用。在边地的实土卫所，如辽东地区的旌表，均由卫所官奏报完成，嘉靖《辽东志》中有为数不少的旌表，均有“卫上其事，旌表其门”的记载（卷6《人物志·贞烈》）。在内地卫所，卫所官负责旌表事宜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如武平卫（明属河南都司，治在今安徽亳州）右所副千户金源妻卢氏，“年二十三岁，夫亡。居丧循理，勤俭纺绩，守节无玷。景泰五年，本卫奏，表门闾”（成化《中都志》卷5《贞节》）。在广东，嘉靖《南雄府志·贞烈传》记有南雄千户李纯妻叶氏的事迹，“年六十余。十所军旗上其事，核实三次，未蒙旌表”（嘉靖《南雄府志》下卷《传·贞烈》）。到明代中后期，卫所中的儒学官员以及巡抚、巡按等官也参与卫所内的旌表事务。

    明朝存在二百七十多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初的规定到中后期有了新的变化，卫所军政与州县民政两大系统也从彼此独立运行，到出现了统一的呼声和迹象，这一方面来自中央派出的巡抚、总督和科道官，他们的权力都可兼及军、民两大系统；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民政权力不断渗透到军事系统中。当然，直到明末民政也没有取代军政，军政系统的独立辖区和管辖权大部分还在。

    综上，有明一代因为军、民两大管理系统的并存，各有各的组织架构，各有各的管辖权，形成了独立的辖区。在不设司府州县的边疆地区，卫所拥有高度独立的管辖权。在内地卫所、沿海卫所与府州县交叉错置的地区，实际形成了军政并存的“自然境”，比如“河南自然境”包括了河南布政司和河南都司的区域，山西“自然境”包括了山西布政司、山西都司和山西行都司的区域。明代的卫所与司府州县一样，具有“地理单位”的性质，只不过，司府州县是传统的典型政区，卫所则具备了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却不能以现代行政区划的概念或指标来衡量卫所管理体系，因为它是古代中国在边疆治理时带有明显的变通性、过渡性或灵活性的管理形态。鉴于明代边地卫所具有比较强的政区性质，而内地卫所同样拥有独立的管辖权却不可以现代政区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可称卫所为“地理单位”，而从整体上严谨地表述明代卫所的管辖权属性，称卫所地理单位为“辖区”而不是“政区”更为恰当。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代州县军户的制度设计与群体身份变迁研究”〔18BZS0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