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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化艺术瑰宝集中收藏、展示、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高度重视，回顾他的历次考察调研，历史文化遗产多次成为重要目的地。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专程来到云冈石窟，他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前往敦煌莫高窟，在那里留下饱含深情的嘱托：“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光明智库邀请我国“四大石窟”相关负责人，共同讲述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特色瑰宝之一——石窟艺术的动人风采，畅谈如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好文化遗产，并以其为载体，世代传扬中华文化、深入培植文化自信。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
彰显古老文明魅力 缩影中华文化精神
光明智库：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考察云冈石窟。人们对这一文化瑰宝更加神往。云冈石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焯：云冈石窟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特点是“大而美”。“大”是指规模宏大，大像窟多。云冈石窟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它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云冈大佛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大佛，开中国大佛之先河。“美”是指云冈石窟作为犍陀罗艺术的代表，体现了阳光、阳刚、喜悦、向上。石窟雕刻精美，技艺精湛，造像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感人，代表了当时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光明智库：建成1500余年来，云冈石窟留下了哪些动人故事？
张焯：云冈石窟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马识善人、昙曜开窟、辽代母后发愿整修十寺、金宗翰改河道、曹衍《大金西京重修大石窟寺碑记》、康熙题匾“庄严法相”等。如“马识善人”的典故，见于《魏书·释老志》。传说公元453年左右，北魏文成帝东巡，路遇由中山赴京的高僧昙曜，却并不相识。御马见之，张嘴衔住其衣再不前行。文帝遂与其交谈。后感其佛法高深，命之为“沙门统”，主持全国佛教管理，并开凿云冈石窟。
光明智库：漫长历史中，云冈石窟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张焯：历朝历代都对云冈石窟进行过大规模修整。如，辽代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大规模修整。金代重修云冈灵岩大阁。元代在西部小窟龛中进行局部开凿与修补。明代曾对寺院建筑进行恢复。清代对石窟进行修整与彩绘，修建了5、6窟前的木结构楼阁。
1973年，周恩来总理对云冈石窟作出“三年修好”的指示，1974—1976年，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云冈石窟保护工程开展。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云冈石窟成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修缮。一是防水工程，西部透水洞窟治理，解决了大气降水对洞窟渗漏产生的危害。二是修建五华洞窟檐，减缓了窟内造像的风化。三是近年来转为预防性日常维修，保护工作制度化、日常化。四是发展文物数字化保护，通过三维激光扫描、3D打印复制、VR成像展示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出了一条数字化研究、保护、开发利用之路。在进行实体保护的同时，建起了云冈数字联合实验室，联合高校和科研单位进行文物数字化工作，使修复更科学、更精细。
光明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就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重要指示。在您看来，如何贯彻落实？
张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利用的重要性。只有充分发掘遗产价值，做好研究利用，才能使人民共享文明成果，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一方面，要守原则、讲底线，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让文物留得住。要时刻把“科学保护、永续利用”记在心头，在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和创新发展等方面积极开拓创新。另一方面，要探索良性循环的开发之道，让沉睡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外结良缘，内活机制，带动景区全面发展。我院的探索表明：积极开展文物数字化建设等创新探索，可以提升遗产地的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提高其品位和公众认知度，更好地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彰显中华文明的无限魅力。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
保护让文物活下来，数字化让文物活起来
敦煌石窟内涵丰富，涵盖了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主题不仅涉及佛教，还包含大量的社会历史画面。古代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亚（波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敦煌文化不仅保存着汉民族文化成果，也包含着古代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各民族文化成果，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莫高窟地处戈壁沙漠中，自古就面临着各种自然破坏。16世纪中叶明朝封闭嘉峪关，之后两百年左右时间里，敦煌地区无人管理，洞窟毁坏加剧。清末王道士曾在莫高窟住持，他虽然努力想修复石窟，但由于不懂得文物保护方法，他的“修复”实质上破坏了洞窟文物。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开始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进入新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拨专款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加固，修通了栈道，使石窟得到根本性保护。改革开放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大大加强了保护研究力量。随着国际交流的开展，敦煌研究院与日本、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文物保护合作交流，培养了一大批保护科技人才，形成了完善的敦煌石窟文物综合保护体系。
去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研究院时指出，要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敦煌学的高地。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学者研究敦煌学。几十年来，我院在敦煌学研究，特别是石窟考古、石窟艺术、古代少数民族研究、丝绸之路与敦煌文献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年来，我院充分发挥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的平台作用，举办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今后，我们将继续建设好国际敦煌学研究平台，推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5月11日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指出，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敦煌研究院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索“数字敦煌”模式。2014年，敦煌数字展示中心建成，游客在观看数字化电影后再进入洞窟参观，得到了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有效解决了保护与旅游的矛盾。
2016年，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首次向全球免费提供敦煌石窟30个精品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漫游。这标志着千年敦煌石窟借助科技的力量走向世界，也为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和数据资源合理有序利用创造了条件。“数字敦煌”让保存在石窟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能随时随地观赏敦煌石窟的精美艺术，为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提供了示范模式。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文博界带来挑战，也给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创新发展带来机遇。在莫高窟等石窟停止对外开放后，我们运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出“云游敦煌”“奇妙漫游云逛展”等系列线上“云展览”，让人们宅在家中动动指尖就能“云游”敦煌。“云游敦煌”上线两个月，累计浏览量已突破1300万人次，丰富了抗疫期间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今后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放提供了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我们将继续坚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继续探索科技与文物的结合，借助人工智能、虚拟漫游、5G通信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多渠道传播敦煌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让古老的中华文化释放新活力，让文物“活”起来，走向世界，走进人们的生活。
龙门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金乐：
绽放文化融合之光，展现中国历史魅力
光明智库：在您看来，龙门石窟魅力有哪些？
李金乐：2000年，龙门石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中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恰是龙门石窟最大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具体说来，一是历史底蕴厚重。龙门石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二是文化艺术精品荟萃。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卢舍那大佛丰腴秀美、雍容大度，是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典型象征。
光明智库：千百年来，龙门石窟经历过哪些历史沧桑？
李金乐：除了自然因素的破坏，龙门石窟还深受宗教斗争和社会动荡影响。由于佛教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佛道之争等原因，造成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运动，龙门石窟由此遭受重创。金元时期战乱频仍，石窟损毁严重。清末民初，列强和文物奸商大规模盗凿破坏，使大量文物损毁或流失。二战期间，西方和日本洗劫遗址，并将许多雕像偷带至境外，造成严重流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龙门石窟的保护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1年成立了“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结束了石窟无人管理的状态。“奉先寺抢险加固工程”是国内第一个大型石窟寺抢险加固维修工程，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2000年龙门石窟成功申遗，石窟保护工作更为全面，政府制定出台了《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和《龙门石窟保护管理规划》，使石窟保护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光明智库：石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见证。请您介绍龙门石窟在文明融合中的意义。
李金乐：龙门石窟与云冈、莫高窟、麦积山等石窟历史文化一脉相承，同是石窟艺术的宝库、“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同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见证，人类文明融合共生的结晶；同是黄河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的优秀典范。
与此同时，龙门石窟是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和集大成者，不仅承载着中原文化的根脉、黄河文明的记忆，还承载了世界文化交融汇聚的丝路文化印迹。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除了体现中国化风格以外，还现存有北魏至唐宋时期多个民族乃至中亚、罗马、西欧等多个外国人、外族人形象。作为人类文化的璀璨明珠，龙门石窟绽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融合之光，体现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光明智库：进入新时代，龙门石窟在遗产保护和利用上有哪些探索？
李金乐：近年来，龙门园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以创新发展增魅力、添活力，让千年遗产焕发勃勃生机。
我们始终秉承“保护优先”发展理念，对标先进，倡树新理念、探索新思路、推动新实践，着力推动保护研究工作上台阶、上水平，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与此同时，挖掘文化内涵，创新传播传承，讲好龙门故事。突出抓好文化传承创新，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认识到，研究石窟的文化内涵，既要深入挖掘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
古老石窟焕发新生，“中国故事”续写新篇
麦积山石窟地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东南30公里的小陇山中，是中国四大石窟中山形最具辨识度的一座，五代王仁裕撰写的《玉堂闲话》有曰“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麦积之状，故有此名”。麦积山石窟在中国四大石窟中享有最佳的四季植被景观，是绝美佛教石窟遗存和绝佳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璀璨丝路明珠。2014年，麦积山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一处重要的石窟类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时期。后秦皇帝姚苌、姚兴父子在位时，崇信佛教，遍寻境内灵山异峰，后在秦州深山密林中的麦积崖上“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此后直至唐宋，麦积山石窟不断开窟和重修。元、明、清时期，麦积山石窟进入衰落期，仅有少量塑像或彩绘活动，逐渐鲜为外人所知，也幸而避免了战乱、盗窃等人为破坏，完好保存至今。
20世纪40年代，天水学者冯国瑞对麦积山石窟的考察及《麦积山石窟志》的出版使麦积山石窟重回国人视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派考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勘察，并在勘察团建议下，于1976年至1984年间开展了为期8年的麦积山石窟加固维修工程，开始了石窟塑像壁画的大规模保护修复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76身彩绘泥塑、393.7平方米壁画的保护修复工作。2017年，麦积山石窟整体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促进了麦积山石窟保护、研究、弘扬、管理、服务事业的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重点开展了麦积山石窟危岩体加固和渗水治理二期勘察设计、麦积山石窟栈道安全稳定性前期勘察评估等工作，不断加大对石窟塑像、壁画制作材料、工艺、病害机理等的基础研究，搭建了针对文物载体及本体的监测预警管理平台，开展预防性保护理论、方法和技术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文化遗产弘扬方面，深入挖掘麦积山石窟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跨界创意等方式，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9年8月19日，我曾有幸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再度就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我们保护和研究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使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择一事，终一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我们的无悔追求，我们要应用更多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使中华文化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创新发展，充满自信地走向伟大复兴。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宋喜群、李建斌、杨珏、王胜昔、张春雷、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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