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往知来 关心社会

    【光明书话】

    任继愈先生是中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奠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始人，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典籍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厥功至伟。

    然而，他不搞“纯学术”。

    任先生果真不搞纯学术吗？当然不是了，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先秦哲学无“六家”》、《庄子探源》（五篇）、《宗教学讲义》、四译《老子》等，都充满了学术洞见。不搞学术，怎么能称为学者？但任先生认为，学者搞学术的动机不是以纯粹的弄清问题为宗旨，而应带着历史使命感去搞。

    比如说，他在宗教研究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用历史说明宗教”，目的在于讲清神灵信仰的来龙去脉，告诉人们，宗教信仰原是基于现实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不是基于神灵。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神必须崇拜，什么神不可以崇拜，从来都是政治上的胜利者说了算的。在殷商卜辞中有一片记载了周文王祭祀纣王之父太甲的事，然而周灭殷商以后，周人便抛弃信仰殷商的祖先，而信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神的尊荣与否，到头来还是人赋予的。

    然而揭示这一道理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是要我们懂得，宗教总是伴随着思想的羁绊，神权总是和家长制若即若离，且虚幻不足以寄予希望，还让人不自由。任先生希望所有人都要敢于直面生活，敢于斗争，做一个独立的人。所以说，他是带着觉悟大众的使命感在做学术的。他赞许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的重要出发点，即冯先生的使命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无时不处在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屈辱中。冯先生就是为了呼应当时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的救亡图存之主张而写作的，是为了觉悟大众。

    任继愈先生也把觉悟大众看作自己的使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觉悟大众？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过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过去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提出了群体的认识。掌握真理，不能只限某一两个先知先觉的哲学家，社会改革不是少数哲学家的事，而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群众愚昧，不自觉的环境下，孤军奋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又说，“少数先知先觉讲出了很有道理的道理，如果不被群体接受，没有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不能算数。……认识真理不是一个人的事，是群体的事”（《社会科学的作用》，见《任继愈文集》（卷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今日哲学认识到唯一可以称为超越前人的是哲学认识的群体化。化个人智慧为群体智慧，化个人道德修养为群体道德修养。”“只要发扬集体认识的力量，化个体智慧为群体智慧。发挥群体智慧，坚持不懈，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人·自然·社会》，见《任继愈文集》（卷10））。所以说，觉悟的大众才更有力量，只有这样一股力量得以凝聚，社会的整体进步才有可能实现。任继愈先生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一文中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批判宗教神学的‘救世主’思想，批判封建神权和家长制观念，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只有生活在高度的民主空气之中，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才会以主人翁的精神来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他认为，没有知识的人，喊不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遑论建设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了。

    说到底，不搞纯学术，是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没有“纯学术”“伟大的史学家要鉴往知来，关心社会；伟大的文学家，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同人民共命运；伟大的哲学家，要关心社会，‘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伟大的军事学，要反侵略，维护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社会科学没有“纯学术”》，见《任继愈文集》（卷9））。任先生曾在《悼念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转引汤先生的话，“若不是遇到全中国的解放，真可算糊涂过了一生。我自以为‘为学术而学术’，哪里有这回事？自以为超政治，哪里能超得了政治？还不是为反动派帮了忙”！老一辈学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学术都有她的社会性、政治性，不论你是否意识到，它都在那里。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便会积极利用学术这个工具，努力开发出她在学术领域以外的正面价值。

    在政治上我们常说，“要相信人民，要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然而那必须是觉悟的人民，不能无知的人民。任继愈先生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到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工作中，穷一生之力促进社会大众觉悟，帮助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2020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104周年诞辰，又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一书，我们缅怀先生，重温先生的思想，更要立志学做先生那样的人，要把学问做好，更要把做好的学问用来觉悟社会大众。

    （作者：周 贇，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