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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特约访谈嘉宾
■鸠山由纪夫 日本前首相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战疫超越国界，没有理由搞“追责”
杨伯江：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此，国际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这次疫情对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现实可见的威胁，要求各方跨过国家民族界限，超越利益观念分歧，携手应对这一共同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堪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年份。
鸠山由纪夫：全球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将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还是第一次。与肉眼看不见的敌人新冠病毒进行斗争，全世界就必须要不分彼此相互帮助。我们在与人类的共同敌人新冠病毒进行斗争的时候，如果还要指责对方，搞所谓追责，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全人类的力量，迅速开发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因此，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极其正确的。
杨伯江：疫情作为天灾，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无限度、不确定的。在疫情暴发早期，中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世界争取了时间。中国期望其他国家尽快控制疫情，并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儒家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观。在严峻形势下，各国政府既要承担起保护自己国民的责任，也应通过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渡过难关。这既是道德要求，也符合自身利益。狭隘地放弃或推卸应有的责任，甚至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攻击特定国家、种族或人群，是不道德也很不理性的行为。
鸠山由纪夫：新冠病毒感染不因人种而异。全球化时代，病毒瞬间就能突破边境往外扩散。因此，各国应该超越国境，拿出各自擅长的技术，相互合作，共同应对病毒，比如相互提供医用口罩、开发相关医疗器械等，这是目前必须要马上着手的工作。我积极支持中方的主张。在部分国家因疫情而出现了种族歧视现象，这是非常令人作呕的。
借防疫之名行民粹主义之实令人担忧
杨伯江：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终究要依规律而行。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节奏将有所调整，但大势不会改变，其发展将体现为一些新的形式，比如国际关系区域化的发展或加速，大国战略博弈与安全、经济进一步融合，并将规则标准作为焦点等等。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萎缩13%~32%，全球及区域供应链重塑也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一切最终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全球化进程仍将持续。
从某些角度看，这次疫情恰恰证明了全球化已是难以逆转的既存事实。要有效控制疫情，形式上是相互隔离，而本质上却是相互关联。疫情实际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对全球化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并对未来全球治理提出了新命题、新任务。
鸠山由纪夫：病毒感染的传播速度因为人类交往的密切而加快。毫无疑问，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物、钱、信息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广泛交流，人们跨越国界自由往来也加快了病毒扩散的速度。伴随全球化发展而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得到了反思，虽然这与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联。可以预见，今后各国对于人员、物资往来的检疫、检查会变得更严格。而网络会议、居家办公、远距离诊疗等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会越来越发达。
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借防控新冠病毒之名，行民粹主义之实的行为。实际上，包括中日两国在内，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我提议各国应借目前的机会，弥补全球化引发的各种不足，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提倡各国积极发展与周围国家的合作关系。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尊重生命，无悔人生。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利他精神和友爱理念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法宝。
中日“雨天之友”的互助精神令人欣慰
杨伯江：面对危及人类生存的共同威胁，国家间的互帮互助既是利益使然，也有情感推动。中国在疫情前期是支援的受益者，后期则主要扮演了支援提供者的角色，我们对这种利益与情感互动的宝贵价值有着深刻的感受。中日比邻而居，共处一个地缘经济政治生态圈，两国围绕疫情的互助合作既基于各自利益，也折射出人道主义、友好精神的光辉。无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都体现了中日之间相互扶助的美好善意，也再度印证了两国在历史和文化上共享悠久而深刻的渊源，这也是两国间形成“文化共鸣”“情感共振”的社会文化基础。
鸠山由纪夫：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扩散之初，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支援。我也成立了支援团体组织向中国邮寄口罩。其后，中国成功阻止了疫情的蔓延，而日本的疫情却变得严重，中国同样也有众多的团体对日本进行了支援。
我喜欢“雨天之友”这句话，对当中日两国共同面对困难的时候以“雨天之友”的精神相互支援的行为感到欣慰。面对疫情，中方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向众多的国家进行了支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于一部分人所指责的“这是中方想借机收买发展中国家人心”的说法，完全没有必要理会。
杨伯江：“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与新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同时，这次的战疫合作实践告诉我们，存在问题并不等于两国就不能合作、关系就不能发展。而且，中日关系发展带来的红利早已超越双边层面，对本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繁荣都是重要贡献。中日之间需要继续恪守各项政治原则，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通过务实合作拓展共同利益，增进共识观念，唯此才能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人们注意到疫情暴发后中日关系又出现了健康的气象，这令人感到鼓舞。
鸠山由纪夫：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本应是心心相印的两个国家。两国人民如果能保持良好关系，相互间取长补短，就能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前，中日两国通过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建立了互信关系，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是，中日间如果要达成真正的信赖关系，还是需要对过去进行彻底的清算。也就是说，只有当日本能直面过去的侵华历史、从内心表示忏悔的时候，中日之间才能建立真正的友谊。
亚洲各国强烈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杨伯江：鸠山先生从和平与发展的视角出发，提倡建立“东亚共同体”，既是很有必要的，在现实中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所体现出的文化共性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包括一些欧美国家人士的关注与反思。这些共性，可以视为东北亚、东亚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基础。与欧美“工具理性主义”理念不同，东亚基于儒家文化，更倾向于“以人为本”的治理观和“紧密型社会”的治理方式，其疫情防控成效与此有着密切关系，这非常值得深思。疫情暴发至今，在中日韩之间也没有出现对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污名化的情况。
疫情暴发前，中日韩三国已经在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构建了制度性合作框架，成为这次三国有效开展抗疫合作的基础。这次的合作实践将促使中日韩进一步探索和建立健全不限于疫情防控问题的政策协调机制与具体合作方式，进而以治理（而非权力）为导向，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
鸠山由纪夫：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我提倡的“东亚共同体”。同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相邻各国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相信东亚以及亚洲各国更是强烈感受到了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面对疫情，中日韩三国没有相互指责，而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更有建立共同防疫体系的设想，这对于未来建立东亚共同体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为早期预防感染病的扩散，我建议，新冠肺炎大流行结束后，中日韩三国可以就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展开磋商。
美方指责世卫组织是不可接受的
杨伯江：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大趋势，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自然选择。事实上，当前世界秩序面临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恰恰源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多边主义及相关国际法基础的冲击。疫情呼唤多边主义下的国际合作，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塑造也需要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展开，充分实现自由、开放、平等前提下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要使得多边主义的实践产生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结果，需要平衡好一系列具体关系。比如，如何在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同时，促进资源流动并提升经济效率；如何在尊重各国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同时，有效地推动构建更合理普惠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鸠山由纪夫：人、物、钱、信息等跨越国境自由往来，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的批评；新冠肺炎疫情也因为人、物的自由往来而加快了扩散的速度。因此我觉得，为了坚持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人、物的自由往来需要加强检疫措施。如何对抑制流行病传播与保持经济效率进行平衡？这将是未来的一项重要课题。
杨伯江：新冠病毒是一个全新事物，疫情的暴发突如其来，一些国家、一些人指责世卫组织“缺乏专业性”或“政治不中立”，不仅缺少事实依据，而且背后大多有着不可言说的政治意图。尊重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抗疫中的领导作用，实质上就是尊重科学理性，支持国际合作，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国，特别是医疗及经济体系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危机，实现普遍安全。中国和英国都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资，用于全球抗击疫情，法国、德国等国家也表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鸠山由纪夫：世界卫生组织是引导全球预防病毒感染的唯一的国际机构。各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是理所应当的。美国领导人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向中国而取消对其资金援助，对这一行为，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当下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配合。
（察哈尔学会协助，马文生统筹，赵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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