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的旧体诗写作

    唐弢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首先是作为散文家，尤其是杂文家而知名的，继而是作为现代文学史家闻名的。小说和新诗偶有写作，数量极少。比较起来，旧体诗的写作时间要更长久，数量也多出若干倍。

    唐弢的早期诗作曾于1932年结集为《唐弢诗草》，并有自序回顾写作旧诗的历程：十二岁开始习作旧诗，十七岁开始学词。但不久便叛离旧文学，去寻新途径。可见《唐弢诗草》是一个阶段里旧诗习作的总结。他的自序中有三点值得留意：一是他把诗视为宇宙的灵魂，是一切孕育着的事物的象征，这个观念颇有象征主义诗歌至上的神秘意味。二是他认为诗人是偶然窥见了宇宙秘密的人，并通过诗歌写作叫出来，“因为要等看见才能叫出来，所以经验的诗比天才的诗高明得多”。对于经验具有揭示宇宙本质的中介作用给予格外强调，又推动他的诗作脱离了象征主义的神秘和不可解。三是他称习作旧诗是一种“自动”的行为，因为学校都已改了新学制。他旧文学的底子很薄，开始习作旧诗的时候只读过二十几篇《古文观止》、半部《论语》、半部《孟子》。言下有旧诗习作不足为观，但又敝帚自珍之意，无论自谦或自珍，他的说法都是真实可信的。

    这一时期的旧体诗作，题材多为伴随物候变化的伤春悲秋、游子客途的身世感怀，以及对历史人物或身边亲人的凭吊、伤悼。所以诗作中多出现春雨、落花、秋野、秋雨、秋霜、秋夜、秋日、月夜、夜雨、客途、野邸、游子、寒江、征雁、秦淮河、项王庙、虞姬墓、亡姐等意象，可谓写尽了少年人的孤独漂泊、历史的兴衰沉浮、现实的生死悬隔。譬如“小院夜凉雨打蕉，深情愁把旅灯挑。客途落魄谁如我？度尽江南风雨宵”（《夜雨》），就密集了黑夜、旅愁、孤灯、风雨、江南等意象，烘托出诗人深深的孤独、落魄等惨苦的诗情，是很典型的早期作品。一个12岁的少年，远离故乡求学沪上的生活给他以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过量压抑，幸有旧诗的写作可以纾解和平衡，不至于让生活或精神垮掉。但是，在《唐弢诗草》序里，他说自己初年习作旧诗很秘密，偶被教师发现也会受到一番讥讽，因此记忆中旧诗的写作几乎是一种近乎孤绝的人生、艺术体验，并不能真正解除他的困厄。这应该是使他决心放弃旧诗，另寻文学新路径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也深刻说明，在时代风尚、文学审美表达方式发生急剧转折的年代，新旧文学的冲突有多么严重，新文学的排他性有多么强烈。

    唐弢放弃旧诗的写作并不是很久，更不够彻底和决绝，6年后的1937年，他又重拾旧诗写作。这一年，他写了《日暮》和《读笔记》，前者讥刺日寇占领下的世态，后者嘲讽国民党治下的文网。此后以每年一两首或三四首的节奏写作旧诗。只有1942、1946、1981和1982这四个年份诗作达到5首以上，值得略作交代。1942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他写了一组四首《三十初度》，又有三首悼亡和伤世的诗，共计7首。1946年，唐弢新婚燕尔，携新妇去杭州度假，写有《湖上杂诗》6首；是年早春，他曾与柯灵、师陀同游西湖，有一组记游诗4首；此外还写有《怀郁达夫》《书生》《寿朱德将军》；这一年，他的旧诗多达13首。1981年，为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唐弢写了《香港四题》，并有文言小序记录盛况，云：“海内外学人，欢聚一堂，畅谈艺事，交流学术。余躬与盛会，旧雨新知，把臂快谈。诸君唱和酬对，直欲远追元白，因率成四章，非敢言诗，聊以记盛云耳。”由文言小序就可直观唐弢此次会上学术交流充分，旧雨新知相处愉快，互赠诗作，故而才有诗情的勃发。1982年，他写了9首旧体诗，大多都是访故、记游之作，其中《游漓江半边渡》《游青城怀郭老暨蜀中诸友》《山城抒怀》都有半文半白的小序记事，尤其《游漓江半边渡》小序强调了他作诗的立场，云：“诗之于我，随感而发，随缘而成，不相强也。”我以为，这可以作为1937年后唐弢对待旧体诗写作的基本态度，他的成诗方式、写作节奏都依循着这一立场，数十年内没有大的改变。

    至1988年最后的《小诗一首祝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十周年纪念》为止，后期诗作总计达到92首。而1947—1956年有十年没有写过旧体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除了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1965）和陈毅逝世（1972）各有4首，其他年份也写得极少。梳理1937年后51年的旧诗写作历程，可断定唐弢已经不再专心致志地写作旧诗了，也就是不再把写作旧诗作为志业来追求和经营了，作品的诞生大都是兴之所至，即兴或尽兴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旧诗没有寄托了，没有社会关怀了，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因为有了更丰富的人生和文化积淀，有了更成熟的心智和艺术技巧，再加上逐步提升的文坛影响力和物质生活的保障，而变得丰厚、沉实、睿智和圆熟了。这50余年里，他完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也有亲人的生离死别，但是他的诗作境界不堕，词气不弱，情意深长，功力渐长，而不是因为写得少走到相反的路上去。譬如《湖上杂诗》之一《苏堤漫步》是他新婚旅行中写的：“一水盈盈展笑眸，人间难得此温柔。廿年我与湖山约，书剑归来共白头。”此诗既有贤伉俪新婚燕尔的温婉喜悦，又可见有为青年壮游天下的豪情满怀，这一年唐弢33岁。再看《浙江诗抄》之二《在新安江大坝上》，诗云：“笑煞秦关又汉关，横江一闸锁千山。回天欲展英雄手，长揽光明驻两间。”颇有共和国草创时期的壮阔豪情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意气的壮阔更胜当年，是时代与诗人个性共振的诗篇。即便到了晚年，自知垂老，他也依然写出“却喜江南池草绿，重研朱墨作春花”（《香港四题》之二《感怀》）这样意气弥满的句子，在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保持的张力中展现出人格的魅力、迸射出精神的活力。

    1937年作为唐弢旧体诗写作的分水岭，前后还有两个不同，一是早期诗作不能系年，后期诗作除一首《题赵丹、白杨合作〈红楼梦〉菊花诗意图册》无系年，但排在了1960年，其他作品都有明确写作时间，可见唐弢虽然写得不多，但每有所作，都很郑重和珍重。二是后期诗作常有文言或半文半白的小序，前期作品却都是光秃秃的白文。小序的有无不仅关乎作品的理解，还可见作者创作的背景、心境和性情，而且增加了作者和读者的沟通，也增进了阅读的趣味性。在1982年1月，为1976年9月1日所作《黄山两首》写题记时，他甚至再次发生了新诗与旧诗之间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并决意放弃旧诗的写作：“新文人作旧诗，妙句浑成，不事雕砌，当推郁达夫、田寿昌两家。余亦偶一为之，周谷老许以能诗，自惟陋才，愧对前贤。尔后酬唱成灾，恶札时见，因念新诗运动六十余年，重走老路，终非正道，决定洗手以谢海内诸君子。”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唐弢对新文人的旧诗写作是很关注的，不但有广泛的阅读，还有自己切中肯綮的褒贬。稍加推敲，则不难发现他的不满，与其说是对新文人写旧诗不满，不如说是对其中若干应景酬唱之恶俗的不满。所谓“洗手以谢海内诸君子”更多的意味是要自己远离恶俗之趣，不与之同流合污。所以，这篇题记之后他并未中断旧诗的写作。因而，这则题记更能衬托出他写作旧体诗的操守和品味。

    （作者：肖国栋，系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